唐維敏
©版權所有2001/6/14
一、 會議緣起
二OO一年六月四日到六日，香港城市大學英語和傳播學系舉辦「文化、對談、研究」(Hong
Kong and Beyond: East-West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研討會。會議主辦者之一的城市大學陳錦榮(John
Erni)教授在會議開場時指出，這次研討會可以視為台灣舉辦的「軌跡」研討會的延續。希望與會講者提出現階段(香港)文化研究所關注的議題、方法論、和問題架構，提出各自的論述與看法，彼此達成交流與學習。陳錦榮同時指出，雖然會議標題內含「東方與西方」的二元對比預設，但是整體來說並不希望以此為限。至於「香港與其超越」一詞的意思，則是「以香港本土文化現象為關懷，但不限於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甚至是香港和其他地方的文化接合關係」。
此次會議講者來自海內外，到達現場的文化研究朋友也不少，充分表現跨地域、跨學科的特色。會議講者包括香港大學阿巴斯(Akbar
Abbas)、澳洲西悉尼大學洪宜安(Ien Ang)、嶺南大學墨美姬(Meaghan
Morris)、香港理工大學余珍珠(Angelina Yee)、美國北卡羅南塔Lawrence
Grossberg、紐約大學Andrew Ross、紐約大學Toby Miller、美國萊斯大學李湛忞(Benjamin
Lee)、香港浸會大學丘延亮、華盛頓大學白露(Tani
Barlow)、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王愛華(Aihwa Ong)、馬傑偉、王建元、李金銓、Michael
Degolyer、史文鴻。此外，還包括羅貫祥、台灣的唐維敏、日本的岩瀏功一等擔任討論者、以及台灣的廖炳惠、理工大學的彭麗君等多人。
二、香港文化研究地圖
早在去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便曾舉辦一場以傳媒文化研究為主的研討會。而後，此次研討內容再度以文化研究為主，可以顯現香港學術界對於文化研究的熱度逐漸升高。一般來說，香港文化研究的浮現，就現實文化政治來說，主要是因為九七主權轉換引發的效應之一。而後，在八九民運之後，香港文化研究的內在條件加溫，或許在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又達到另外一個高度。這種對於文化研究的敘事與其熱度，或許可以從幾個證據體驗到這種熱度。
首先，從建制化角度來說，香港文化批評學會(Hong
Ko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Criticism)
緊接著這次會議之後，在六月七日正式宣佈成立，可說是一個很具象徵意義的事情。這個組織結合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城市大學英語與傳播學系、理工大學文化研究中心等單位的學者共同組成，其目的在於推動香港文化研究的進展。另外，該協會預計在二OO二年夏天舉行暑期進修班，提供年輕學者文化研究的進修機會。這種進修與討論的機會將成為香港，甚至鄰近地區文化研究資源互動的基礎與觸煤。至於具體的活動內容方面，香港大學阿巴斯教授在宣佈相關細節時，提到第一期將著重於電影與視覺文化，並將邀請哈佛大學的李歐梵教授作為暑假進修班的主要講授教授。除此之外，在理工大學主持該校文化研究中心的余珍珠教授提到，雖然該校不以教授學生、籌組課程活動為主，但是主要還是致力於學術資源的轉話語運用。譬如，該中心便邀請後殖民論述的重要人物史匹薇克(Spivak)蒞臨香港，便且進行長達六個月的講學訪問，她才剛於五月上旬離港。
其次，學術行政單位對於相關研究的經費補助，其實是相當重要的。即將前往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任教的馮應謙教授，在會議最後提出他過去幾年來在香港進行文化研究的觀察與想法。他表示，在研究經費方面，香港相關單位與學校方面都十分支持，因此從一九九七至今，他共得到三百五十萬元港幣的研究補助。即將前往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任教的馮應謙教授，在最後一場上提出他過去幾年來在香港進行文化研究的觀察與想法。他表示，在研究經費方面，香港相關單位與學校行政方面都十分支持，因此從一九九七年至今，他便一共得到三百五十萬元港幣的研究補助。他不僅能夠完成數項研究計劃，同時也培養學生寫作與出版期刊《Journal
of Hong Kong Popular Culture》，展現策略性介入香港文化生態的動作。此外，馬傑偉教授也在發表有關搖滾樂團的論文時提到，撰寫研究計劃書申請研究補助，是許多在地研究得以進行的重要資源。顯見香港文化研究的出現，剛好契合政府部門對於文化議題的高度重視，使得研究成果得到最大的重視與效用。
此外，由Grossberg教授合編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期刊近日將有一期專門介紹香港的文化研究的現況。撰文者陳錦榮表示，從個別文化研究者的引介文字，了解到香港文化研究的理論論述和實踐策略，可以轉而促進香港文化研究與西方文化研究的交流對話，並且深化香港文化研究的方法論架構。於此同時，一份新書系刊物《Traces》)計劃以文化研究為軸心，並將以五種語言出版，以達到國際間更廣泛的學術交流。目前，香港大學出版社即將成為Traces的英文出版的代理機構，負責該書系刊物的出版與發行。由於該刊物主要以亞太、北美、歐洲英語學術界為導向，其路線(和市場)確實和《亞際文化研究》有某些共通之處。港大出版社負責該書系的Mina
表示，該書系以亞洲地區英文讀者為的主要目標市場，但也將與北美的出版集團合作，同時也希望與《亞際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產生良性的競合關係。
整個會議的討論主題包括：城市文化與都會想像、在地身分與學術的政治、階級與勞工政治、媒體再現的政策與政治、全球化政治、跨界想像、文化研究的方向。其中，洪宜安討論澳洲商場文化中少數族群青少女次文化，以其親自參與製作(尚未播出)的一部紀錄片為主軸，分析其中澳洲種族與次文化政治，同時也反省其中影像產製、文化倫理的問題，最終回到「混種是平常的事」(hybridity
is ordinary)的結論。墨美姬討論澳洲一族黨韓森(Pauline
Hanson)所掀起的文化與政治議題。丘延亮在報告最後援引台灣原住民如何以歌聲自救，賦予自己更多的文化權力，歌聲中展現不同的令人感動。白露分析北京街頭的下流報刊與其文化政治、史文鴻討論香港低俗刊物審查條例的背後政治脈絡，形成相當有趣的對話。另外，馬傑偉提出議程之外的另一篇論文「Lazy
Mutha Fucka: Emotional Energy and Subcultural Politics」，以香港在地另類樂團的田野調查為主，配合影像、聲音的呈現，講述他如何介入這個場域，並且描述互動過程之間的文化政治。可以說是一場相當具有在地性、實驗性的呈現。
三、文化研究導向︰台灣問題
雖然這次研討會台灣朋友的參與人數並不多，僅丘延亮、廖炳惠和我。不過，在陳清僑的論文「Building
Cutlural Studies for Post-colonial Hong Kong: Aspects of the
Post-modern Ruins in between Disciplines」中，確直接觸及了(香港)文化研究建制化過程中的「台灣問題」。現任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主任的陳清僑，在回溯香港文化研究在學院內部的建制歷史時，指出三個重要時刻：第一、正面階段：目前位於屯門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形成;
第二、負面階段：十年前位於沙田的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中心的失敗;
第三、一九三O年代之前香港大學針對中文學院(School
of Chinese)所引發的辯論。
依照時間順序來說，這三個建制動作分別出現於殖民時期、過渡時期和後殖民時期。陳清僑首度公開在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申請「語言與意識型態」課程時的原始資料(mission
statement)，除了文化研究在英文系內部引發的典律問題、理論傳授問題、文本選擇問題、語言使用問題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文字說明中提到「台灣」也面臨相類似的處境，此門課程可以幫助相互參照彼此歷史經驗。不料，據陳清僑說，最後資料在接受審核過程中，便因為這個「台灣」現象，而讓這門課程的申請遭到駁回。我看到目前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課程中，包括「台灣文學」這個科目。詢問之後的結果是，這是由該校中文系老師支援的課程，而文化研究系也相當樂意將台灣文學與文化素材納入(香港)文化研究應有的視野。
另外，葛羅斯柏格在<現代性與文化研究>的演說中，首先強調「批判」的內在意義就是要「keep
the future open」，文化研究的跨學科、反學科、多學科特性，只是表現在學院建制內部的問題，隨著國際化的情況加劇，文化研究需要展現其策略性、介入性、聯合性與開放性。他隨即針對這次會議中有關李湛忞提出文化研究與經濟學的問題，提出在文化的組織集團化(incorporation
of cultures)上值得進一步探索的意見。文化研究的基本態度應該是「知己知彼」，必須要「know
your enemy」，而不須極端排斥。在針對Toby Miller談到文化市民主義(cultural
Citizenship)與王愛華提到彈性市民主義(flexible
citizenship)的概念，他提出當前全球資本重組、影視文化組態更新、後殖民認同混雜下的離散族群，其文化動力的展演(就像這幾天不斷討論到的《臥虎藏龍》)與地理政治的接合關係，是文化研究必須關注的方法論問題。另外，針對文化研究在教學的議題，葛羅斯柏格也建議必須因地制宜，在回答許寶強的問題時，他表示面對教育理念與文化研究的結合，必須根植於所處的政經與文化脈絡。他舉自己為例，雖然他多次以搖滾樂作為文化研究教學的介入場域，但是隨著年紀漸增，他已經意識到自己無法全然貼近這個文化形式的生成脈絡，而必須有所調整。(根據筆者的訪談，葛羅斯柏格目前正撰寫文化研究的入門導論書籍，將於近年內出版。)
至於文化研究建制逐漸「國際化」的情況，葛羅斯柏格公開指出，雖然他自己也是「國際文化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的籌設小組成員，但是他其實並不贊同、甚至反對「國際」這樣的概念。因為，在「國際」的導向引力下，許多在地的資源、動力便容易消耗掉，喪失原本可以展現動能的潛力。陳錦榮站在一個情境內的樂觀主義(situated
opticism)立場，提出批判性國際文化研究的方向(critical
internationalism)，來回應最後一場討論主題「What is
the "international" i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他指出，香港文化研究必須延續開創批判空間的動力，在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間闖出(傅科式的)「第三空間」。針對文化研究國際化的問題，我首先提到「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in English」的學術現象，轉而提到「critical
cultural studies」一詞的內在矛盾，最後再度以「台灣問題」為核心，強調台港間許多思考與論述都是圍繞著內地打轉，形成彼此對話不足、認識不夠。「台灣問題」應該可以成為香港文化研究議題的範疇之一。
此次會議剛好碰到六四紀念活動，原本六月四日下午原本大會安排歡迎宴會，但是許多受邀與當地學者都表示希望親身參與這次難得的活動。大會特別將歡迎餐會延後到晚上十點。我於六點多和陳錦榮、洪宜安、Andrew
Ross等人抵達銅鑼灣的維多利亞公園。雖然我們在入口處忘了領取極具象徵「延續」意義的蠟燭，但我們深刻觀察到將近四萬八千人現場來賓對於「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的高漲訴求。不管是上班族、年輕人、甚至家長帶著小孩，都親自參與活動，引喉高唱紀念歌曲、高喊紀念口號。此外，場外還齊具其他社會運動的力量，譬如要求「特首直接普選」、以及對於香港壓制「法輪功」活動表達不滿的訴求。在這場紀念活動和宣傳刊物上，他們引以為傲的是，香港是全世界最大規模的六四紀念活動。有位朋友私下表示，台灣似乎對六四已經淡忘，沒有什麼紀念活動。
這確實是一個尷尬的問題，就像會議中台灣問題一樣，在六四民運紀念活動上，也存在某種「台灣問題」。或許，我們更要珍惜這種論術與思考的存在、反思「台灣」在香港文化研究的缺席與浮現，也許更可以看出兩者確實有許多彼此可以參照之處，值得多多互看與對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