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這個論文是兩年前寫的，所以大概裡面有些東西跟現在的議題不是那麼相關，所以我主要還是講這兩本小說，從論文裡面再提出幾點來講。首先還是要解釋幾個觀念。「災難與希望」是這論文的題目，簡單的講，這論文要講的只有一個原則：災難所在就是希望所在。也許這跟一般的講法有比較不一樣的地方。「災難所在就是希望所在」並不是指擁抱災難、歡迎災難，還是去接受災難。而是說在尋找解決災難的問題之後的一種策略，也就是說，「災難所在就是希望所在」是要避免災難、防止災難，或者是解決災難所造成的問題。
根據這原則來說，不應把焦點轉到別的地方，而是就災難本身所存在的災難跟希望的同質性來尋找解決的方法。這是大的原則，然後主要是以這兩本小說（朱天心《古都》與宋澤萊《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來做例子。「災難」在朱天心的小說裡常表現為過去的東西不能延續，或者是經驗被外力所打斷。這大概是自從西方工業化後現代生活常常出現的一個議題。
但是在朱天心的小說裡，這個問題往往會加進去一些除了現代性之外別的東西，特別是文化的特殊性或普遍性這樣的問題。再來是呈現災難的方式，宋澤萊文章裡面的災難就比較具體一點，也許就是生態的災難或者是文化性的災難。譬如說黑金橫行的這種狀況，這當然也可以算是一種過去的東西不能延續的情況。不管是生態、文化還是社會，本來是存在一個穩定的狀況，但因為某種原因而產生很大的變化。這個不管是在朱天心或宋澤萊，有時候災難是突然發生的，有時候是一個緩慢的演變過程。
這些具體內容的變化都無所謂，就觀念上來講，我就把災難想像成「打斷時間的過程」。但因為是一個打斷時間的過程，就會涉及有關時間的觀念，所以在論文的第一個部分引用了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性質統一，內容空白」的時間，也許我們通常的講法是直線時間或是線性時間。這大概是一個類似像空間座標的東西，把時間想像成一條直線或是一個抽象的，空洞的，而人的歷史就在一個抽象的、空洞的、不斷前進的、每個單位性質都在一樣的時間裡進行。為什麼要引用Benjamin呢？這跟時間的中斷也有關係，因為他的思想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或比較不太能被人接受的地方就是他繼承了猶太教的觀念，所以思想裡很多是這種末世的、救世主的觀念。現在雖然他很流行，但通常講他也不太會觸及他的時間觀，而我以為這一方面如果從災難的角度來看是很重要的。
所謂救世主的觀念事實上就是整個歷史全部打斷，也許就是重新開始，或者是做一個總結。這一個想法跟整個所謂直線時間的構想是完全不一樣的。「災難」把它從整個抽象的觀念來分析，就打斷時間的角度來看，災難的性質跟「拯救」是沒什麼不一樣的。拯救也是打斷一個正在進行的程序，也許是恢復一個原來的狀態，或是展開一個全新的過程。我想陳光興要講的冷戰，也是可以放在這個框架來看。「去冷戰」某種程度就是把一個東西拿開，或說，原先的過程被打斷而我們再去打斷它，也許就此走到另外一個方向去。
而為什麼災難跟希望是同質的？當然就是因為災難跟拯救都是時間的打斷。當災難出現之後，我們要去想解決災難的辦法時，往往要回到時間的問題；也就是，如果我們把災難看成是一個對立面，我們要消滅它、排除它，或者是去否定它、漠視它，這時反而就是災難的延續，會跟著災難自己的邏輯走，而不太會因為去強調它的對立面而解決問題。這有點像暴力一樣，你要解決暴力問題並不是我要反暴力就是打我的右臉就左臉也讓你打，這往往會變為一個「虐待／受虐」的結構。
所以，在比較現實的解決方式裡，都是以暴制暴的方式，不管是法律或是道德，到最後一定會有一個跟暴力同質的東西出來做為解決暴力方法。我講災難也是從這個方向來思考。這個也可看成比較樂觀，也可看成悲觀，就是這樣一個狀態，是我們所存在但不能改變的狀態，你只能在這狀態裡去想解決的辦法。那下面我就講在這兩本小說中比較相關的部分，後來看了這個論文還是講的不清不楚。我把它簡化點來講，我剛講這兩本小說裡面就是每一個小說分成兩條線，第一條是從比較個人的觀點來分析，第二條是從比較集體的角度來分析。我想在《古都》裡是比較清楚，在《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裡面，它的出現就不是那麼平衡，有一點受到其它因素的影響而沒呈現得那麼清楚，但是這個論文要做的是從那底下去找出跟《古都》結構比較接近的地方。
我先講《古都》，在《古都》裡面，在個人層次所表現的部分，基本上都是講記憶的問題，記憶的問題在這裡就也可以分成兩種，一個叫知見，一個叫知覺。知見跟知覺的差別在於，知見比較像是一個切身的體驗，跟個人的主體比較核心部分是息息相關。知覺也是感覺，但起碼就有經過符號中介的過程，變成一個接近直線時間的記憶，也可說是驅向未來的記憶、或是文化的經典，或者是經過簡化或消化而可以觀念化的記憶。那知見就比較像不可言傳的那一部分，或是比較因為接近個人核心，而使人對它產生一些堅持或是迷戀之類的感覺。這在《古都》裡，通常我們最直接談的部分就是談台北跟京都的對比。台北的話，就是過去的東西不斷消失，跟京都所保存的經驗、或可以一直延續下去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這當然是最清楚的部分。
可是這一部分再仔細去看，其實雖然是很個人的經驗，但不完全是一個直接的感官經驗，就好像是銘刻下來的痕跡，多少還是經過文化的中介。文章裡舉的例子就是台北有些寺廟即使是幾十年沒變化的，但寺廟還是引不起人很珍惜的感覺，因為它就是已經庸俗化了，充滿了廣告或是選舉活動等比較庸俗的東西。所以就寺廟這部分來講，其實不是因為它變得太快所以就比不上京都，而是因為它沒有變、或是沒有根據某種觀念或理想去變。
從這樣一個例子可推到別的例子，做別的解釋。並不是京都的美是永恆的，是永久不變的，你可以不斷把它當成你的家鄉，只要你回去就可以再找到它。因為如果是那樣，也許從比較抽象的層次你可以那樣講，但若是從實際經驗角度來看，即使是京都，所能給你的不是過去而是未來的問題。你如果希望在未來時間每次回去都有同樣的感覺，這不是像純粹回到過去、不是我要回到過去的希望，而是在未來我有某種可期待的東西。這時，經驗的產生並不是因為過去的某個時間有個具體、固定、僵化的情況，在你心裡銘刻下什麼東西，將來希望不斷去重覆那個東西，這在寺廟的經驗就也看得很清楚。因為它是一個醜的經驗而不是一個美的經驗。並不是一個感官就可以產生一個重覆的欲望，而是因為一個經驗的本身，它多少是可以抽象化，也就是它可以變成文化的典型或是文化的理想之類的東西。所以即使你從沒到過京都，也是會感受到台北跟京都的不同，這並不是你有什麼東西要回去，而是它可以給你一個期望，是因為這比較封閉、比較具體的身體層次的經驗，它已經在不知不覺當中已經轉變成比較文化性的東西，已經是符號化了，多少可以把它當作變成某種符號，因為它跟你的過去經驗裡面的某些東西具有同質性，使得這樣的經驗對你產生更多吸引力。
這時我想，在《古都》裡所談的記憶問題，呈現出的就不是一個迷戀過去，懷舊的問題，而是一個「跨越時間」的問題。這在《古都》裡面其它的一些例子也是一樣。有時候它是反過來的。就像台北的花木問題談到，其實它是重現過去某些人過去的經驗，這些經驗對生活在現代的台北人來講，這些花木有什麼意義呢？基本上，這些花木對當事人來講是一種重現過去的過程，對其他人來講，它可能比較像純粹是跨越時間，也許是像過去，也許是像未來。這個層次的記憶問題，我把它解釋成跨越時間的問題，它是一個比較災難性的記憶，並不是說這是災難，而是這記憶表現出的模式，它就是一個打斷時間的模式。
當然，有時我會覺有點矛盾，因為本來我們的印象是《古都》裡的記憶是要保存現在，但這保存現在的要求事實上到後來，反而會打斷現在的要求。所以不管中間怎麼變化，裡面其實加進去很多別的東西，但這基本的架構就是，在一個後現代環境裡，當災難產生或正進行時，要去解決這個災難，還是要回到時間的本身。這樣一個呈現出的方式告訴我們，保存跟打斷中間，其實是具有同質性的。
那另外一條線我要比較簡單的來講，就是符號化的一種方式。尤其是在講台北足球場，或是使用很多文學典故時的一個情況。足球場在小說裡被引用了很多歷史文獻，像一百年前發生什麼事？五十年前發生什麼事？這些發生什麼事其實是很簡單地從文獻上引下來的，也許是一些離現在比較近的事、也許是從新聞報導引下來的。那這些呈現，起碼都不包含個人經驗，就沒那種切身經驗的感覺，你是從文字上或文化經典上去認識這些東西。這樣的一種記憶就是比較知覺的記憶，我把它想像為比較是一個「非災難性的」記憶，它基本上不能打斷時間，它只能依附在直線時間的觀念裡，形成比較公共化、歷史的感覺。
當然，這兩條線基本是要分開的，並不是哪一個比較進步，或是哪一個比較保守、落伍....。雖然知覺好像不是什麼固定的東西，一個足球場符號的意義就是那樣，它經歷過什麼過程，你最多只能一件件將它列舉出來而已。但這不是說它就比較淺薄或是怎樣。而是，知見跟知覺，有點像是心理分析說的無意識與意識，或是真實與現實，基本上是兩個層次分開但同時存在的。在小說裡它是有一些變化，這變化也許就不太能講得很仔細。我現在要講的就是這種典故的使用，或是引用歷史文獻的這一部分，比較明顯的就是桃花源的典故。本來是引用典故，但到後來卻變成為典故而典故，不是這典故的內容有什麼可以拿來被你用，而是把它當成後現代的表現技巧，你把它拿來玩，做各種變型變化，那麼典故就被抽空，變成一種符號。這一部分等於是知覺記憶的一種呈現。
但是，另一方面，這種過去跟現在的個人經驗部分，也有類似的過程，本來是很具體個人化的經驗，經過文化的處理，會成為另外一種方式。等於說經驗跟記憶，經驗轉變為記憶之後，這是本來是具體個人化的經驗，現在變成比較符號化的，可以進一步進入記憶後，可跟別的東西產生其他的互動關係。但是在小說的最後一幕，這一部分就再有另外的變化，我現大概只能很簡單的講，就是個人的經驗。
小說的最後一幕是主角進入河邊的社區裡，感覺到很大的敵意，當地人非常排斥外人，隨時可能要有一些侵犯的舉動。這一部分我的解釋就是：個人經驗並沒有轉變為文化層次的符號，而是純粹還停留在個人經驗。這當然就涉及我要把個人經驗的問題關聯到族群或團體的特殊性，或者是特殊經驗的問題。這個特殊經驗假使不能轉換為符號時，那特殊經驗就會封閉化，變成比較排外，或是仇恨的方向去走。典故或符號在最後這一景也有同樣的變化。本來是後現代的，用各種變化去呈現它，但是到最後，這個典故卻好像變成非常實際，有一點過度逼真。因為到最後等於是：主角所到的社區很具體地再現了桃花源的某一種可能性，也就是，假使桃花源一直跟人世隔絕，到最後所產生的情況也許不是理想化的、可以去嚮往、可以讓你得到某種解脫的地方，而反而是一個非常封閉的，非常排外的地方。
就典故的使用來講，到最後這有點回到典故本身比較曖昧的狀態，比較沒有經過符號化；或說，符號本身落回它比較原始或基礎的情況。也就是意義還沒有產生，它只有符號。這符號本身不是很抽象的，因為它沒有意義，等於是所有意義都集結在一起時，它跟現實情況裡像「族群特殊性」這個比較封閉、具敵意的集體認同，是比較接近的情況。還有十分鐘。但我還要講最後在《古都》裡所提出的解決方式，其實在最後引用的「台灣通史序」裡面的那一句話，也就是：「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我先王之民之景命，實式憑之」。那一句話有點回到典故，它用了一個典故、比較抽象的符號，但是把它擺在最後的地方，會讓人覺得是完全不一樣的情況。就是因為它已經經過前面這樣的轉化，前面提的那兩條線，經過這兩個階段，集中呈現在那個社區，從裡面再冒出這樣一個非常符號化的問題之後，感覺完全不一樣。這一句話本身也是包含這兩條線，同時包含「婆娑之洋，美麗之島」這個非常具體切身的經驗，同時它是非常當下的、不涉及過去或未來的問題，它只是當下的一個感官經驗，包含很多可能性。另外一方面，「先王先民之景命」，那個「命」起碼就是非常固定，不可以討價還價，它就是一個命令或命運，一個很固定的東西，等於是一個符號的標籤，這符號標籤下來後，它也可能產生一個很僵化的內容，或是非常封閉性的經驗。
但是當這兩部分在最後一個符號性引用用在一起時，我想在這地方上集中呈現出它的希望所在，這個「希望所在」還是切成兩部分：一個是比較具體的經驗，一個是符號抽象的部分，這兩部分起碼有保持距離，可以產生一些互動；所謂互動，則表現為符號層次的流動。這要講下去還可以講很多，就是符號跟災難性的時間，跟它打斷時間的可能性，是從這地方引出希望的所在。
最後談一下宋澤萊的小說，它也是分成兩條線，第二條線比較不明顯。簡單的講，宋澤萊比較不是從感官經驗這樣個人的、具體的經驗去講，而是比較從「創傷性的經驗」去講。在這裡，不管是它的壞人或是好人，壞人就是那個彭紹雄，他結合黑金、透過撒旦的力量來取得市長的位置，後來被撒旦附身；而〔好人就是〕起來反抗他的人，基本上都是有些法力的，像地方宗教或是基督教這一類的人物，而且這些人物會得到某種法力，都是因為他們過去的經驗比較是社會底層的、弱勢底層的受難經驗，受難的經驗到最後會有死而復活的情況。
在那個過程裡，[不管是好人或壞人]都會有出竅的經驗。出竅，是精神和形體的分開，很像是符號跟經驗本身的距離。然後它也有一個轉變，那就是彭紹雄比較奇怪的地方，他是壞人，可是他跟好人有類似的經驗，就是他也有某種出竅的經驗才被附身，但這出竅、附身卻有層次的問題。在彭紹雄裡面，他是比較沒有創傷經驗的，當然他曾有過這樣一個過程，是從哲學上出竅的觀念來理解這些事情，而這有點像是河邊社區族群特殊性的封閉化。也就是，雖然他是透過抽象的哲學觀念來為自己的行為合理化，但這有另外一個反面，便涉及第二條線的問題，但現在不太有時間講。
我只能講，到後來這部分跟彭紹雄、跟家族整個歷史經驗結合的情況。第二部分也是同樣的從個人的部分開展到比較公共化的歷史層次。最後小說的結尾有一個歷史系學生的報告，從那地方回過頭來，也是宋澤萊想要為前面所提出的問題提供一個解決的方案。看起來這部份好像沒什麼新意，一廂情願。但我的分析是，這底下還有另外一部分是屬於災難跟希望的問題，也是一個打斷時間的問題。所以，《血色蝙蝠》小說所呈現的希望跟《古都》所呈現的希望是具有同質性的。因為時間的關係，等下有時間也許可再做進一步說明。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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