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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視華視公共化的意義與作法 (簡明/廣告雜誌版本 2000.8月刊登) 大家都同意，四家無線電視台需要改革。但是，怎麼改革，有沒有可行方案，各界有不同意見。 傳播學者李瞻、潘家慶等人認為，如果可能，最好四家都變成公共電視台。如此，可以讓台灣的無線電視台全部公有，與全部私有的有線電視台，成為公私產權混和的電視結構。 與此對立，有人認為，四台應該徹底私有化，因此政府在臺視持有的百分之三十幾的股份，以及在華視直接與間接持有的百分之七十幾股份，應該全部賣給私人。 新聞局以小變應萬變，主張政府賣出若干股份，使其在兩台持有的股票，下降至百分之三十。 民進黨從一九九六年以來就認為，出賣政府的持股，不是祛除黨政軍在無線電視台勢力的最有效辦法。這個主張與前面三種，都不相同。到了今年總統大選期間，陳水扁總統的媒體藍圖，更進一步，它明確指出，局部公共化，也就是基於政治現實，只作可行性比較高的部份，亦即將政府持有最多股份的臺視與華視公共化，是其主政所要推動的電視改革方向。 但是，究竟臺視與華視怎麼公共化，它的內涵究竟是些什麼，外界並不清楚。作者曾參與陳水扁媒體藍圖的撰寫，特此提出以下說明。闡述之前，先得指出，四台徹底私有化的主張，是要走香港與美國的路線，將惡化「台灣已成為美日影視產品傾銷場」的情況（政府自己的報告之用語）。四台全部公共化，很多年之內，恐怕都難以落實。新聞局若是執意不肯變動，其不符要求，已不用多說。 我們所主張的臺視華視公共化，具體的制度設計是：
以上設計，雖與現制有所差別，但幅度並不很大，因此，短期內改進台灣電視的表現，會比較有限。不過，只要略有所成，已是清流，自成格局，它可帶動人們的改革信心，長期來說，對台灣電視的民主化，幫助可以很大。這個設計是否能夠有些成績，有待實踐，無法確保，但我們必須知道，如果不將兩台公共化，另兩個選擇（徹底私有化及維持現狀），將要更糟。並且，果真公共化的成效不佳，日後可以更弦易轍，少有困難，但私有化之後，要再回頭，社會代價太高。 值此政府財政困窘，立刻有人問，買回兩台私股，有這個錢嗎？首先，這些私股過去三、四十年，已經因政治庇蔭，賺回股本數倍，現在新政府的傳播政策調整，同樣要政治解決這個歷史問題，那麼，敦請私股持有人，無償捐贈，政府則頒發獎狀，稱道他們心存公益，將是很圓滿的解決途徑。若是如此，同樣坐擁中視金山的國民黨，應見賢思齊，捐贈相等比例的金額，向兩台的私人股東致敬。學界及社會各界可以群起闡述，營造氣氛，以求這些私人股東，若不能全部，至少能夠局部地從善如流。 如果私股不願意這麼做，政府才考慮編列預算購回。若是依照股票面值，大約需要二十九億元，假使參酌中視市值，則在六十億之譜。但在法律許可範圍內，也有可能僅需二二至四五億。既然公共化之後的兩台，可望至少分北中南東四區，設立製作中心，若 中央政府不肯單獨編列預算,是否可以考慮邀請北高兩市及二十餘縣市，分兩年依比率及各地財政能力，編列二九至六十（或二二至四五）億的預算，贖回重要資源？以此金額為民謀求電視福利，究竟是不能，還是不為，應該可以討論。 寫到這裡，馬上有人說，政府只有四到七成股份的時候，都對兩台頤指氣使，如今百分之百掌握了股權，那還得了？黨政軍還能退嗎？確實，最無法被逼退的是黨，這就是我們還沒有辦法對中視與民視的改革，有所主張的原因。 我們認為，正是因為直到現在，政府因在兩台個別持股，均在百分之五十以下，這才提供政府得以逃避監督的空間。更重要的，台灣的民主已經到了這樣的階段，讓政府立法將自己的股權，分離於專業經營的時機，業已到臨。台灣雖然還沒有辦法擁有類如BBC、NHK的表現，發揮第四權，監督政府的能量，較諸私人媒體，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內湖公視相對較少偏私的政治立場，領先各無線與有線台之處，有目共睹。 其次，政黨輪替之後，掌權者不得不有被取而代之的心理，黨專斷傲慢，以一人或一黨之私分配資源的傾向，會逐漸減弱。獲得任命電視要職的人，也因為相同機制，覺察中立的經營態度，可能比愚忠於特定人或黨，來得對自己有利，於是收歛自己的政治立場，轉而服膺於專業考量。再者，政黨輪替引發、促成了機制，讓社會力量能夠比較有效地，或至少比較有著力點地，對政權通向媒體權的弊端，進行監督，甚至糾正。近日臺視與華視的董事及總經理人選，普被外界批評，可作證據之一。最後，政權日趨民主化，亦提供刺激，讓電視工會領悟自主運作的可貴與必要，六月以來，臺視與中視工會相繼對其高階人事的任命，公開反對，並推動編輯室公約，似乎都可以視為跡象之一。 還是有人不服氣，聲稱這只是消極地防止弊端，不代表我們能夠為公共化的兩台，找到最佳的經營團隊。這確實是個問題，但如果國民黨的鄭淑敏、江奉琪是專業經營，舉全國之力，竟會不敵一黨，尋覓不到同樣好或更好的專業人才？由於利潤（但不歸入私人）在很長時間內，仍是公共化之後，兩台經營績效的重要指標（不是唯一），因此，私人公司用來篩選總經理的標準，還是可以轉用於兩台，並且可以考慮採取下列方式，加以補強。一是酌採內湖公視模式，政治／政黨力的角逐因有立法院的中介，可以透明化。二是改良現有模式，列舉積極標準，依據電視公司的職能及節目類型，分別敦聘董事數人，並有本公司或其他工會代表，以及地區代表若干。 最後，這樣的問題，必然要被拋出。改革後的兩台，既然以廣告作為主要收入，並且需要服膺市場競爭的規律（也就是利潤的極大化），在「經濟」上怎麼有可能還可以稱作是「公共化」，這麼稱呼不是一種自相矛盾的情況嗎？或者，用另一個方式說，難道兩台公共化之後，不會有組織文化的改變，以致於在市場競爭的過程，屈居劣勢？於是兩台在經濟上不能維持，反倒必須依賴政府預算？ 答案是，歐洲各國都有公共電視，但財源差異很大。全部來自執照費與全部來自廣告費，通通都有。改制為公共產權的臺視華視，受到社會及過去電視情境等條件的限制（包括觀眾品味在短時間內比較難以改變），在相當時間內，比較可能採取的是葡萄牙、西班牙與希臘等國的模式，也就是依賴廣告收入。因此，兩台公共化之後的節目表現，是有可能與現狀的差距，不是那麼明顯。然而，我們也必須強調，雖然必須追求利潤極大化，但這筆利潤不歸入私人，所以未來臺視與華視的市場行為，將與現狀不同，而這個不同也就賦予了某些基礎，可以讓新的兩台提供一些現在的臺視與華視，以及公視所沒有提供的服務，卻不必然會造成兩台與公視定位的重疊。 那麼，到底公共化之後的兩台，會產出什麼電視服務？以下僅能列舉一些例子，希望它們能夠得到拋磚引玉的效果，同時希望它們不致於招惹專擅自大之譏或空想之諷（畢竟，這是需要兩台經營團隊及員工實踐出來的）。 一、提供（比如，高於現狀的）特定的（稅後）利潤百分比，作為激勵（內外製節目之）員工（包括經理階層）士氣之用，如此可望增加兩台的營運效率。二、將台灣分作若干區域（如北、中、南、東），提供部份利潤（可逐年調整）讓各區自行製作並播放新聞及非新聞節目若干時間（如半小時、一小時等等），前提是這類節目收視率要能在若干時間內，得到高於或不低於中視、民視或相關有線電視頻道收視率的成績。三、同樣，作為貫徹或率先示範陳水扁總統媒體政策的主張之一，可以分區（更細，縣市圖書館或特定學校）提供國語及多種地方語言的音像成品，方便國民及學童通過接觸這些音像製品，學習或深化地方語言能力。四、率先示範陳水扁總統媒體政策的主張之一，提供若干盈餘，與電影製作業合作拍攝電影。五、依地區需要，各種節目可以（輪流）加配地方語言。六、製作並公開本公司年度財務及評鑑等年度報告，方便社會監督。 我們必須申明，沒有任何設計的善意，在實踐過程中，不被打折扣。就此來說，我們自不可能期待任何方案能夠很快就產生好的效果，而必須強調各相關人等，應該在實踐過程中，漸進求取優秀的經營隊伍及績效。 臺視與華視公共化的成績是否能夠讓人滿意，確實充滿不安定性，並且有一部份因素，來自於兩台既有的舊包袱，而不一定與任何一種改革模式有關。我們只敢、只能，也只願意申論，相較於改革臺視與華視的另兩個模式，也就是徹底私有化臺視與華視，以及新聞局比較偏好的不改變（或微調）兩台股權的模式，將臺視與華視公共化，是最有利員工及台灣影視利益的方案。既然這是正確的、好的、做得到的方案，我們的努力方向，自然是要使兩個，而不是只有其中一個公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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