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國的「浪漫主義」與「內地人」開拓先鋒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的東台灣「內地人」1移民 朱惠足，南台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版權所有 新興殖民帝國日本承繼西方老牌殖民帝國的特徵，對異民族被殖民者的政治及文化統治，與帝國經濟圈的建立及維繫密不可分。更精確地說，原料與市場的獲得為殖民地經營的動力，政治與文化的統合不過是為了掩飾或合理化經濟剝削的一種名目。因此，帝國在殖民地的法令制度與行政組織，只是誇示帝國門面的藍圖，賦予其血肉的，是參與殖民地統治的官僚與一般老百姓等人員。在這些移居殖民地的「內地人」當中，行政官僚位居金字塔的最頂端，少數大財閥資本家作為一隻幕後的黑手，在行政體系庇護之下暗地操縱整個殖民地經營的走向。我們固然不能否認兩者在殖民決策上的重要性，卻也不能忽略掉實際支撐整個殖民地運作的，其實是下面的基層人員－包括龐大的下級官僚、警察、教師等國家公務員，以及用私人身分來到殖民地的商人、自營業者及勞動者等等。日本帝國戰敗、殖民地統治結束之後，公務員當中的某些人也許在公家單位的名冊上留名，一般「內地人」移民在殖民地的足跡則湮滅在一堆統計數字當中。尤其是來到殖民地進行開墾的「內地人」農業移民，雖說為最名副其實的殖「民」事業之一環，屢屢在日本帝國史、殖民史的記述裡缺席。「內地人」農業移民依照日本帝國各殖民地不同的地政背景，面臨不同的農業移民相關政策與發展過程，然而他們的共通之處在於：具有「殖民者」身分，卻非統治階級、也未參與殖民地現代化工程。除了檔案資料不足、實証資料蒐集不易等技術上困難，農業移民在殖民地的主體位置之曖昧，更是造成其受到忽略的重要原因。 日本帝國統治下的殖民地台灣，也曾引進數批「內地人」農業移民，分為官營移民與私營移民，主要移墾地為西部地方的台中、高屏、台南，以及東部地方的花蓮、台東。這篇文章以濱田隼雄的小說《南方移民村》2（濱田1998）為文本，藉由殖民地台灣東部「內地人」農業移民之文學表象，討論「內地人」農業移民在東台灣的主體位置，進一步探討這些帝國的開拓先鋒，呈現出日本帝國殖民地經營的哪些相關議題。我將在小說文本分析的同時，提及『台灣時報』數篇介紹東台灣「內地人」農業移民的相關資料。這些資料的作者多為國家公務員，其內容除了數字性的資料統計之外，多為移民事業理想藍圖之勾勒，對於移民的實際生活狀況著墨不多。希望藉由文學作品與同時代歷史敘述的相互對話，突顯帝國移民事業表象所呈現出的問題點。 一、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裡的移民村 金澤吉次郎在《台灣時報》先後發表的兩篇長文〈台灣移墾事業之展望〉（金澤1933）、〈最近台灣本島的農業移墾事業梗概〉（金澤1937），針對日本在殖民地台灣的官營、私營移民事業，做了整體的概觀與分析。根據金澤論文，台灣東部的移民事業，始於明治42（1909）年，日本在東台灣花蓮港廳設立吉野村、豐田村、林田村等三個官營移民村。之後，官營移民村的設立暫時中止，改為獎勵個人移民及企業主導之私營移民。前者因實行不易幾乎無人申請，後者也僅有「台東製糖株式會社」申請分別建立內地人移民村、「本島人」3及「蕃人」4移民村，在最盛時期，光是「內地人」移民就達198戶644人（金澤1937：2）。「台東製糖株式會社」趁第一次世界大戰糖價上漲而擴充事業、設立私營移民村，然而隨即遭受風災及公司自身財政困難之打擊，在大正10（1922）年重新設立「台東開拓株式會社」，專門經營移民相關事業。然而還是有許多移民因為貧困紛紛離開移民村（金澤1933：6）。 金澤論文對於移民村的設立與凋零簡要帶過，並在最後描述「部分移民留在移民村裡繼續奮鬥，在政府的補助與保護之下情況漸漸好轉，已趨穩定」（金澤1937：2）。與金澤官方論調式的論文相較，濱田隼雄的小說《南方移民村》所呈現的東台灣「內地人」移民村，有著更加黯淡且複雜的面貌。小說以「台東製糖株式會社」私營蔗園移民村「鹿田村」（取材自鹿野村）為舞台，描寫來自於日本東北的「內地人」農業移民在大正4年（1916）建村後，將近半個世紀，與東台灣風土病、風災水害、病蟲害接踵而來的惡劣環境之搏鬥。小說一開始，醫師神野珪介在台灣西部受到「本島人」醫師的排擠，自願前往成立後6年的鹿田村擔任製糖公司的社醫。就任的第一天，就有酒後打架受傷的病人半夜被送來急診，珪介看到病人妻子落魄的模樣。 在她身上，生活的疲憊一覽無遺。毫無光澤的皮膚呈灰黑色，眼角滿是皺紋，訴說著她比實際年齡蒼老的身心狀態。失去光澤的稻草般的乾枯頭髮呈黃褐色，明顯顯示出體內的營養不良。她的模樣落魄到令人不忍卒賭。她身上所穿的單薄衣裳破破爛爛的領口，也粘著污垢、油脂與汗水的黑亮垢塊。（濱田1998：31） 這是珪介來到台灣之後，與「內地人」農民的第一次接觸。在他的想像當中，「內地人」農民應該比本島人農民過得好一些，沒想到眼前竟是「就算在內地也都可歸類為極貧農民的落魄模樣」(31) 。事實上，讀者很快地便可以發現，描寫「內地人」農業移民女性落魄外貌的這段敘述，可說是整個鹿田村移民村的寫照，移民村的生活甚至比不上他們在「內地」農村的生活。瘧疾等風土病、颱風、水害、甘蔗的病蟲害等等，耗損著農民的精力、降低收成量。再加上，村裡沒有水田、無法種植稻米，農民跟製糖公司借米糧維生，剛收成完的甘蔗隨即被運送到公司秤重償債，農民一直無法從負債的狀態解脫出來。 隨著故事情節發展，小說主要描寫的人物從神野珪介轉移到製糖公司的指導員國分。國分雖然身為指導監督的身分，卻親自下田與村裡的農民同甘共苦，努力爭取鹿田村建設防禦山豬進入田地的柵欄、及灌溉水田用的水壩。水壩終於完成，村民長久以來自己種植稻米的心願即將實現，國分卻在緊接而來的颱風天裡前往水壩巡視，被大水沖走喪生。國分死後，珪介等人承繼國分遺志，設立禁酒連盟、托兒所等改善村裡生活，並爭取完成柵欄、將小莖種甘蔗轉移為耗費人力但收成量較高的大莖種甘蔗。就在人為努力與大自然災害的拉鋸當中，中日戰爭爆發，村裡的青年紛紛受到徵召。小說的結尾部分，第二代移民彌太郎在昭和15（1940）年從軍隊退伍回到村裡，看到鹿田村在兩年之間變得更加蕭條。 二、帝國開拓的先鋒 《南方移民村》當中所描寫的鹿田村的情況以及各個「內地人」農業移民的辛酸血淚，呈現出東台灣「內地人」農業移民做為帝國的開拓先鋒，在殖民地台灣所面臨的艱辛與困難。小說當中國分激勵彌太郎身為移民第二代，必須要更加積極完成第一代移民無法完成的志業，在殖民地台灣生根。 因沒有土地而無法發展的內地農民，只能夠前往外地尋求發展。這正是台灣存在的理由。所以呢，台灣湧進了一大堆內地人。可是，他們大多是吃公家飯或拿薪水的公司職員，有很多都在等著拿了退休金好回內地，沒多少人打算將屍骨埋在台灣。根植台灣土地的終究只有本島人，內地人就像是寄生蟲一樣。但是移民就不一樣了，他們深入本島人當中，跟本島人一樣在這島嶼的土地上扎根。不止如此，他們甚至開拓本島人尚未開拓的荒地，真心想要把這塊土地變成自己的土地。(102-103) 國分的這段話清楚顯示「內地人」農業移民在殖民地台灣立場的獨特性。被派遣到殖民地台灣的「內地人」公務員及公司職員，通常抱著過客的心態；以個人身分來經商或從事勞動工作的「內地人」，大多衝著殖民地的利益而來。在日本國內無法獲得土地的「內地人」農業移民，漂洋過海來到台灣，最大的心願就是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然而，台灣西部豐饒的土地大多已被漢民族移民或「內地」大財閥所佔據。不管是官營或是私營，到台灣東部進行開墾的「內地人」農業移民，被迫在惡劣的環境之下，「開拓本島人尚未開拓的荒地」。在小說當中最具象徵性的，是在昭和8（1933）年，鹿田村首次建立了村落的墓園。建村後十幾年以來，村裡有人過世之後，基於「想要將骨灰埋在故鄉的鄉愁」(368)，將骨灰罈放置家中，沒有建造墳墓。在能瞭望整個村落附近自然風光的地方建造共同墓地，代表鹿田村移民的心情已從「移民他鄉」轉變成「生根定居」。 對國分來說，在殖民地台灣進行開墾，不只是為了獲得屬於個人的田地，得以安居樂業。「內地人」農業移民擔負著「將日本的農業擴展到台灣，發揚國威」(103)的任務。事實上，東台灣的「內地人」農業移民在殖民政策當中，還被賦予進一步的任務－教化被殖民者。和田博以花蓮廳下的吉野、豐田、林田三官營移民村為討論對象，在《台灣時報》上發表了〈內地移民與蕃人教化〉。他深信東台灣的「內地人」農業移民為「母國人日常生活之鮮活範本」，具有「使台灣成為內地的延長，變得跟內地一樣進步的偉大感化力量」（和田1927：21）。為了達成這樣的歷史任務，他主張所謂「內地式純農村」不一定要純粹由「內地人」組成，應該以「內地人」移民為中心，指導「本島人」與「蕃人」共同建立「內地式農村」(29)。藉由「內地人」移民的「力量、知識與強烈的愛國心」，統合「本島人」、「蕃人」「低廉的勞力、低層次的知識、散漫的國民性」，增進彼此的福祉並推動「帝國的國策」(31)。「內地人」農業移民雖然並非國家派遣的行政統治官員，但由於與「本島人」及「蕃人」在生活於同一空間，透過日常生活的潛移默化，更能有效地教化台灣的被殖民者。也就是說，做為日本帝國開疆拓土的前鋒，在殖民地台灣建設「內地」的農村，進一步教化「本島人」及「蕃人」，將日本的「國威」宣揚到帝國的每個角落，是東台灣「內地人」農業移民在殖民地經營當中的積極意義。然而，《南方移民村》裡的鹿田村終究未能被建設為教化「本島人」及「蕃人」的模範農村。小說中雖然也提到，東部台灣的「蕃社」雖不至於反抗殖民統治，但是要使其熟悉農耕、去除「野蠻風俗」，需要相當大的力氣；本島人也大多為「從西部流落到東部的人，文化程度低落，通曉日語者極少，需要相當努力加以教化」（濱田1998：276）。然而，鹿田村的「內地人」移民光是開拓工作就已耗盡精力，根本無力擔負帝國所賦予教化被殖民者的工作5 。 三、落魄潦倒的「殖民者」 前述金澤吉次郎論文〈最近台灣本島的農業移墾事業梗概〉回顧整個台灣移民事業之後進行分析，他舉出，農村原為長時間發展後自然形成，移民農村既為「人為且短時間之內建造而成」，必須經過詳細的調查與計畫。再加上，台灣移民村建設具有以下不利條件：1種族複雜；2移居地自然環境惡劣；3從道路、房屋到土地改良、堤防、排水設施等土木建設耗資較大；4灌溉用水取得困難；5基於醫療、教育的考量，必須集團聚居等，使得台灣的移民事業屢屢遭受挫折（金澤1937：1-3）。純粹由「內地人」組成的鹿田村雖然沒有種族相處的問題，但做為一個「人造」農村，在村落經濟發展上確實面臨了以上各項問題 尤其是，東部台灣自然環境的惡劣，更使得鹿田村農民的苦心一再泡湯。鹿田村所在的台地常遭水害，「連蕃人與本島人都不願靠近」(445)。招攬「內地人」農業移民來到鹿田村的台灣製糖公司，不是三井、三菱之類大財閥的出資公司，而是趁著糖價上漲想要「分霑些許殖民地利潤」(45)的小資本公司6。台灣西部適合種植甘蔗的耕地都已被大財閥佔據，只好到立地條件不佳的東台灣進行開墾，然而東台灣「本島人」人數稀少，「蕃人」甫從狩獵時代進入農業時代，尚未具有貨幣的觀念，也無法勝任甘蔗耕種近代農業的工作。為了解決勞力問題，決定從日本東北募集農業移民。雪國東北進入冬天之後無法耕種，農民多前往北海道從事季節性勞動工作，台灣的製糖季節為十二月到三月，正適合東北農民冬天打工。經過兩年試驗期間，數百人定居下來，產生了公司專屬的私營移民村鹿田村。 鹿田村成立條件的先天不足，使得鹿田村移民身為殖民者，卻處於經濟弱勢的狀態。村裡的長老嘉兵爺很不甘心地告訴從兵隊歸來的彌太郎，鹿田村一次又一次地遭受風災水害，最近「蕃社的那些傢伙都說，上面的內地人真是可憐」（濱田1998：426）。彌太郎實際去走了一趟，看到「蕃社」在總督府補助之下，居住環境比以前改善許多，除了「連內地鄉下都還沒有的廁所」(427)、豐富的食糧，甚至還建設了最新的水利工程，使得地勢較高的台地也能引水灌溉。當地警察局的巡查告訴彌太郎，村裡擁有一萬圓左右財產的大約有五、六家。鹿田村平均每戶都還積欠公司七、八百圓的食糧債款，在經濟狀況方面甚至遠不如鄰近的「蕃社」。這也呈現出鹿田村雖然是「內地人」移民村，卻比鄰近「蕃社」更沒有受到日本帝國的照顧。因為是私營移民性質，鹿田村的「內地人」農業移民不但無法直接接受官方的補助與保護，就連跟公家機關的任何交涉，都必須請求公司代為出面。小說中甚至因為村民直接向縣政府爭取水壩建設補助，使得公司心生猜疑，因此村民任何自發性的生活改善運動都被懷疑是企圖煽動勞資對立，官方也不便插手干涉，造成鹿田村村民在殖民地孤立無援之勢。誠如為了鹿田村犧牲生命的國分所深信的，鹿田村「內地人」移民作為帝國殖民地的開拓先鋒，被期許為帝國精神的具體表現。然而，實際上他們位居帝國殖民地經營體系的外部，成為一群被遺忘的「殖民者」。 四、「內地人」移民與東台灣殖民地經營 我們從經濟、體制及與帝國相互關係的角度，分別討論《南方移民村》裡「內地人」農業移民的文學表象，突顯出東台灣「內地人」移民的哪些問題。基於以上分析，我們可以觀察到東台灣的「內地人」農業移民村在帝國殖民地當中，具有多義性的曖昧位置。首先，鹿田村「內地人」移民為日本帝國經濟體制下的犧牲品。移民事業原本就具有舒緩「內地」人口壓力的目的，而日本在明治時期工業化與資本主義發展下，主要人口壓力來自經濟瀕臨破產的農村。農業移民漂洋過海到各個殖民地，也是為了實現在殖民地開創新天地的夢想。然而，《南方移民村》裡的「內地人」移民來到台灣之後，又成為殖民地經濟體系下的被剝削者。除了農業移民事業先天上的困難、台灣東部自然條件的惡劣，公司還藉由償還無望的借款來綁住移民村村民，進行勞力剝削等，使得「內地人」農業移民既是殖民地體制下的「殖民者」，同時也是帝國與殖民地經濟的犧牲者。 接下來是鹿田村移民與殖民地教化的問題。鹿田村一直是個純粹由「內地人」組成的移民村，小說裡除了提到建村初期使用「蕃人」勞力外，幾乎沒有「本島人」及「蕃人」出現。1940年代村裡男丁被徵召從軍，公司引進「本島人」勞工幫忙收成。然而，鹿田村「內地人」移民的經濟情況，甚至受到附近「蕃人」的同情，更別說要在生活與文化上由上而下對「本島人」及「蕃人」進行教化工作。日本在籌畫「內地人」移墾事業時，西部地方雖有東部地方三倍以上適合耕種的土地，基於殖民統治上的考量，特地優先「選擇」東部地方做為官營的移墾地。除了西部地方農地分散，要取得大塊土地可能招致土地擁有者的被殖民者之反感之外，還基於以下兩點考量。1移民的耕地土質不如被殖民者，加上不習慣當地的氣候風土，可能會出現「母國移民在移居台灣之後，比被統治的土著人民經濟能力低劣的情形，在統治上將帶來不良影響」。2西部地方人口較為稠密，「文化也較為進步」，新來的「內地人」移民受到在地被殖民者的壓迫，難保不產生經濟上與社會上的衝突。因此，「寧可選擇不缺乏大塊土地、文化較為低劣的蕃人所居住的東部地方，移入大和民族，在開拓的同時，進行蕃人的啟蒙同化」（金澤1933：22）。也就是說，官方在實行移民墾植事業之前，已經預想到「內地人」移民在先天條件限制下，可能在經濟能力上低於「被殖民者」的「本島人」；為了預防這種有損帝國尊嚴的情況發生，刻意選擇在土地與文化上都「未開」的東部台灣，進行第一批官方移墾事業。然而，不管是官營移民或私營移民，東台灣移墾事業的進行，無論就開拓或教化的層面，都未能達到預期中的目標。日本帝國在東台灣的農業移民事業，或因經營不善而不了了之、或因戰事爆發而無法繼續，早在帝國崩解之前，已被世間斷定為頹勢難起的「失敗」事業。 五、「南進」－移民村的出口 　　《南方移民村》的最後一個章節，描寫彌太郎騎著腳踏車繞遍庄內的「蕃社」及「本島人」村落，通知大家參加隔天在「鹿田神社」舉行的攻陷新加坡慶祝大會。踏上歸途的彌太郎，望著眼前卑南大溪的景色，歡喜地想著日軍在南方戰場的破竹之勢，以及東亞各民族在日本的指導下「開闊的前景」。然而，一想到毫無活力的鹿田村，他的心情也跟著黯淡了下來。彌太郎從嘉兵爺口中得知，村裡年年遭受颱風打擊，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開始在台灣推動工業化供應軍需，東部台灣的工業開發吸引農業人口，鹿田村也出現離村者。在這樣的情況下，嘉兵爺充滿苦痛地表示，他與第一代移民同伴胼手胝足開拓的鹿田村，經過25年歲月3代的努力，證明不是個適合發展農耕與定居的地方。為了不讓後代子孫承受這種困境，嘉兵爺主張舉村遷移他處。彌太郎無法接受長老這樣的決定，卻也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他的心情就在日本帝國在南洋的勝利，以及鹿田村的凋零兩者之間，一喜一憂。 直到一個念頭浮上彌太郎腦中，讓他突然為之一振。彌太郎想到，與其舉村遷移東部台灣的其他地方，不如遷移到「南方」其他島嶼。如果只是像嘉兵爺所提議在台灣島內遷移，終究只是「無奈的流謫」、「寒酸的再次流離」（濱田：476）;相反地，到「南方」開闢新天地，不但可以活用近30年來鹿田村的經驗與技術，更是「與新的日本國家之命運共同闊步前進，為即將伸展開來的國力建設，奉獻微薄但深具意義的力量」(477) 。這樣積極進取的事業，不只得以安慰南方戰場陣亡的鹿田村年輕人，完成父祖未竟的心願，更給後代子孫帶來光明希望。「想到日本與東亞嶄新的歷史，到南方開墾的事業的耀眼光明，遠超過目前為止遭遇到的水田、債務、土地等問題，就算遇到困難，也不會再是無法克服的銅牆鐵壁」(479)。《南方移民村》這部小說自始至終都籠罩著沉重黯淡的氣氛之下，只有在少數幾個時刻－譬如說水壩完工、防禦山豬的柵欄完成、設立托兒所等－才有明亮歡樂的氣氛短暫出現，尤其是在戰事爆發之後，整個村落更是毫無生氣。然而，小說接近尾聲，卻在彌太郎舉村遷移「南方」的念頭浮現之後，呈現一種前所未有的光明與希望。《南方移民村》的結尾部分如下。 明天將可以打從心底為日本帝國的勝利高呼萬歲。 一想到這裡，他開朗明亮地在腦海中想像，從蕃社與本島人村落到鹿田神社途中，緩緩遊行於甘蔗園裡的太陽旗行列。想像的翅膀更加延伸，台北大街小巷的旗子、東京街上的旗海，強而有力地在風中飄揚……。 斜坡繼續向上延續。 然而，他以堅實的雙臂緊握住腳踏車手把，一步一步踩著穩健的步伐，沿著斜坡朝前方邁進。(480) 在這部小說的結尾部分，作者讓曾在「南方」戰線出生入死的彌太郎，不斷重複以「開闊」、「光明」等字眼，來形容「大東亞戰爭」與「日本帝國」的未來。彌太郎想像中「緩緩遊行於甘蔗園裡的太陽旗行列」，更將日本帝國「南進」的勝利，與現實生活中鹿田村的未來連結在一起。他的「想像」進一步將東部台灣的農村與台北、東京等都市連結，讓帝國的榮光籠罩帝國的每個角落。 六、帝國的浪漫主義與「殖民者」的個人經驗 「通往南方的道路已經開通」、「大東亞戰爭」帶來了光明的希望與移民村的「出口」(474)－彌太郎的「南方想像」，除了一舉驅逐鹿田村的困境所帶來的陰影，更為日本帝國的「南進」，寄託以積極的期望與協助。儘管整部小說毫不修飾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下「內地人」農業移民黑暗的一頁，《南方移民村》的結尾部分謳歌「大東亞戰爭」、尤其是「南進」政策，使得這本書不但沒有受到戰時檢查制度的封殺，在兩度再版之後，還獲選為「出版文化協會推薦圖書」。昭和17（1942）年年底，作者濱田隼雄以台灣代表的身分前往東京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並在隔年以《南方移民村》獲得「台灣文學賞」。 在日本的帝國與殖民地發展之下，農村地區成為富國強兵政策下的犧牲品，農民或成為日本國內的勞動者階級，或前往海外尋求新的出路。相對於日本在殖民地台灣工業建設的「成功」，日本在東台灣農業移墾事業的「失敗」，使得東台灣「內地人」農業移民的歷史，成為帝國史、殖民史上刻意被略過的一頁。前述各篇官方報告除了「報喜不報憂」，刻意低調處理這些帝國的「陰影」部分之外，還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以報導文學的方式，呈現日本帝國內部與殖民地農村的問題。小說結尾憑藉「大東亞戰爭不可思議的開朗光明氣氛」(468) ，輕盈地超越了鹿田村沉重而無法解決的各種問題，帶來一切重新開始的新氣息與新希望。重要的是，這不單只是一種「文學的解決方式」，還反映出近代國家日本帝國在明治時代面臨國內外問題時，不是直接尋求解決方案，而是以領土擴張以及殖民地經營為「出口」的一種「浪漫主義」。這種「浪漫主義」不只瀰漫於日本本國，隨著領土擴張不斷延伸到各個殖民地，每個殖民地或佔領地，都是日本帝國進一步躍進的跳板。 然而，不管是官員或一般老百姓，移居殖民地實現帝國瑰麗夢想的「內地人」在社會大眾認知當中，屢屢有著負面形象。小熊英二介紹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初期，曾經計畫將台灣改造為「日本人居住的土地」。除了在兩年國籍選擇期間以暴政逼使台灣居民離開台灣，並且獎勵「內地人」移民。然而，來到殖民地台灣的「內地人」，多為「在內地無法生存下去的下層階級」（小熊1998：74）。當時的媒體報導「內地人」移民唯利是圖，使用各種不正當的手段獲取暴利，凌虐被殖民者，甚至指稱「台灣為內地人的垃圾場」(75) ，專門堆置在內地無法生存的被淘汰者。「內地人」移民在日本國內無法生存，被迫必須離開母國前往海外殖民地謀生，產生了被母國遺棄的自卑心結。這樣的情結有可能促使其以「殖民者」與「帝國」之名君臨「被殖民者」，等待重新獲得「帝國」關愛的眼神。《南方移民村》裡的「內地人」農業移民在殖民地台灣只是個有名無實的「殖民者」，甚至與「被殖民者」沒有接觸的機會，欠缺「殖民者－被殖民者」殖民地二元對立當中的對照項。然而，在「帝國的想像」當中，「內地人」移墾民黯淡的歷史被帝國的「明亮光芒」所遮掩，被帝國遺忘、失去「殖民者」尊嚴的「內地人」移民，又一次地站在「帝國開拓前鋒」的新的起點，獲得重新書寫個人歷史主體位置的契機。 我們在文首提到過，日本帝國殖民地各有其地政背景、政策與發展過程。在各個殖民地，「內地人」移民又依其個人的階級、職業、性別、境遇等，各自有其不同的「殖民地經驗」。在帝國開疆拓土的「浪漫主義」之下，前往殖民地擔任農業、商業、工業等開拓先鋒的「內地人」移民之表象，有待置於個別歷史文脈與相互比較的視野當中，討論以「老百姓」身分前往殖民地的「殖民者」，與其他「殖民者」、「被殖民者」、「帝國」之間的相互關係7。 參考書目 阿部熊男（1935a）「自力更生の途上にある花蓮港廳下三移民村」、『台湾時報』1935年4月。 阿部熊男（1935b）「花蓮港廳下產業開発上の諸問題」、『台湾時報』1935年9月。 濱田隼雄（1998）『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 日本人作家集 第三巻 〔濱田隼雄Ⅰ〕』、緑蔭書房。（初出：『南方移民村』、海洋文化社、1942年7月） 河原功（1998）「第三巻収録作品解説」、『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 日本人作家集 第四巻 〔濱田隼雄Ⅱ〕』、緑蔭書房、所収。 和田博（1927）「内地移民と蕃人教化」、『台湾時報』1927年4月。 金澤吉次郎（1933）「台湾に於ける移植民事業の展望」、『台湾時報』1933年5月-7月。 金澤吉次郎（1937）「台湾に於ける移植民事業の展望」、『台湾時報』1937年3月-5月。 小熊英二（1998）『＜日本人＞の境界 －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 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新曜社。 柳沢遊•岡部牧夫編（2001）『展望日本 歷史20 帝国主義と植民地』、東京堂出版社。 山田昭次編（1978）『満州移民』、新人物往来社。 柳沢遊（1999）『日本人の植民地経験：大連日本人商工業者の歷史』、青木書店。 注釋： 「內地」意指相對於殖民地的日本本國，「內地人」則為來自日本本國的日本人。【回本文】 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於昭和16（1941）年10月開始連載於《台灣文藝》第三卷第一號，隔年6月《台灣文藝》第四卷第三號連載到第9回，因為小說將結集出書而停止連載，並在7月由海洋文化社（東京）出刊（河原1998）。【回本文】 意指台灣在地居民。【回本文】 對台灣原住民的蔑稱。【回本文】 此外，《南方移民村》的鹿田村移民帶有地方色彩。從小說一開頭，就可以發現鹿田村村人在對話當中使用東北方言，譬如說「なんぼ（＝いくら）」、「でかす（＝ですか）」、以及在字尾加上表示意志、推測、未來、命令的「べ」等等。作者濱田隼雄為了讓讀者了解對話內容，應該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將東北方言「翻譯」成標準日本語。事實上，前往東台灣開墾的官營移民，大多來自於「與台灣本島氣候風土相差不大懸殊的九州、四國地方」（金澤1933：23），與日本東京的「標準語」、「標準文化」有文化差距。 【回本文】 「台東製糖株式會社」兼營製糖與開拓事業，募集移民專門種植原料所需的甘蔗、建設鐵道進行搬運。同時還投資參與發電、採礦等「當時東部台灣前景看好的各種事業」（金澤1933：6）。【回本文】  柳?與岡部編輯的《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一書當中，介紹了以帝國「人的移動」為主題的相關研究(柳?2001) 。尤其可參照山田(1978) 、柳?(1999) 。【回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