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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貝爾、後工業社會與資訊方式
李孝佺，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新聞專業2001研 ©版權所有
內容提要：馬克·波斯特在《資訊方式》中對丹尼爾·貝爾的後工業社會理論和大眾傳播文化觀進行了批判，認為貝爾的錯誤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是在總體化修辭策略的前提下陷入了總體化的危機；其二是貝爾在對大眾傳播媒介和社會文化進行批判時，有意無意地壓抑了這些現象的語言層面，也就是所謂的“語言的壓抑”。以此，馬克·波斯特申述了“資訊方式”理論是後結構主義對解救貝爾等人的錯誤及解釋資訊社會的一種行之有效的解構策略。
關鍵字：資訊方式，後工業社會，總體化，語言，解構
電子設備作為交流傳播的手段已經進入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方式由此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符號的傳輸與交換也不再受到時空的制約，語詞的表徵功能日益削弱，語言的表徵危機日漸顯露，言說主體和言說客體在電子交流過程中也被重新構建：“資訊方式中的主體已不再居於絕對時/空的某一點，不再享有物質世界中某個固定的制高點，再也不能從這一制高點對諸多可能選擇進行理性的推算。相反，這一主體因資料庫而被多重化，被電腦化的資訊傳遞及意義協商所消散，被電子廣告去語境化（decontextualized）,並被重新指定身份，在符號的電子化傳輸中被重新分解和物質化。”1
“資訊方式”是一個與馬克思的"生活方式"相提並論的概念。《資訊方式》這部著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闡述資訊方式的深刻改變的。
在馬克·波斯特看來，兩百年左右的現代社會制度性常規正在被電子傳播媒介產生的地震所動搖。但是，馬克·波斯特是在後結構主義的理論氛圍之中考察這些問題的。在資訊方式和後結構主義雙重視域中，一大批後結構主義理論家的名字出現在這部著作之中，形成了一批犀利尖銳而饒有趣味的論題：“貝爾與修辭問題”，“波德裏亞與電視廣告”，“福柯與資料庫”，“德裏達與電子書寫”，“利奧塔與電腦科學”。
一系列重大的社會事件與玄奧的後結構主義的理論相互銜接。可以看出，後結構主義理論是馬克·波斯特靈感的源泉。下面我們重點考察馬克·波斯特對貝爾與修辭問題的論述。
一． “總體化詭計”與貝爾的修辭策略
在對貝爾的後工業社會理論進行批判之前，馬克·波斯特首先出了對總體化理論的批判。“總體化理論將敵對觀點排擠出局，並聲稱它已將整個社會領域的意義研究透徹；或者沒這種極端，它只是聲稱已經將作為其理論上的研究物件的那部分社會領域研究透徹。”2
總體性本是馬克思取自黑格爾並獨創性的加以運用的一個基本的辯證法範疇，意謂整體（總體）對各個部分的全面的決定性的統治地位。盧卡奇的歷史總體觀和薩特的存在主義總體觀是對馬克思主義總體化理論的拓展。盧卡奇認為，把握歷史總體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握人的總體或總體的人，正是人與人的關係的總體才構成了歷史的運動和發展。薩特的總體範疇的核心就是總體化，他認為個體人總是在自己的實踐活動中自我實現，歷史總體與人類社會相始終，同時又是個不自覺的無意識的過程。而帶有文化主義傾向的後現代主義的共同特徵在於它只對社會進行微觀分析，沒有目標和構想，它所考察的只是沒有主體和個體的社會，主體性已然失落，個體則被剝奪和忽略。因此，對總體化理論的批判和解構成為後現代主義尤其是後結構主義一種話語策略。
馬克·波斯特認為丹尼爾·貝爾的著作與後工業社會理論具有最為密切的聯繫，他犯下的總體化錯誤也最為嚴重。貝爾把後工業社會界定成一個與以往所有社會形成方式截然相反的只是區分了新與舊的圖式，但它卻覆蓋了整個人文歷史。貝爾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中，著重探討了西方未來社會結構的變遷，他提出了後工業社會有五大典型特徵：第一，在經濟方面，從產品生活經濟轉變為服務性經濟從事服務性的人員（第三工業）超過了從事製造業的工人；第二，在職業結構上，專業科技人員取代企業主而居於社會的主導地位；第三，在中軸原理上，理論知識處於中心地位，成為社會革新與制定政策的源泉；第四，在未來方向上，技術發展是有計劃､可控制的，人們非常重視技術鑒定；第五，在制定決策上，創造並依靠新的智慧技術。3——貝爾自始至終都把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統統網羅在後工業社會的一元定義之中，而不是僅僅將他的分析只限定在社會結構之上，因而，整體化修辭就成為他可能命題的必要成分，他的分析也總會給人造成一種總體化的印象。
貝爾的總體化分析遭遇到兩個難題：其一，他是在大的邏輯層面上進行統計分析的，但對後工業社會特性的斷言只是一般事實的陳述，他雖然極力繞開“技術決定論”，但還是將後工業社會的起因歸結為技術革命（電腦＋大眾媒介﹦後工業社會），因而自相矛盾。貝爾的這種尷尬處境的出現，總體化難辭其咎。其二，貝爾使用社會科學語言來使他的後工業社會理論合法､有效，例如他宣稱“知識與資訊是後工業社會的決定性變數”，其實這只是批著論據事實外衣的理論論點，他並不是貝爾證明出來的，而是他自己斷言的。貝爾將斷言套上科學的外衣，以修辭的魔法將臆想轉化為發現，將它當作一個結論呈現給讀者，從而控制讀者以便有所行事（doing
things）,讓讀者對事物的重要性的秩序進行重組。種種行事性話語策略就是用來?裝行動的，也就是詞與物
､能指與所指､語言效果與意義慣例的不相一致，或者說是一種修辭性的話語置換，這也顯示了貝爾立論的難處，從而削弱了其話語的邏輯性和權威性。4
貝爾在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批判過程中，運用軸心原則的方法確立了資本主義社會三領域對立的觀點。他著重強調了社會的分立和多原則支配的性質，並據此重新對社會領域進行劃分，特別是將上層建築中的政治與文化分離看待，給出三項各自不同的獨立範圍，即：“技術——經濟”結構、政治和文化，並由此來分析社會的變化。首先是“技術——經濟”領域，它關係到生活的組織和?品、服務的分配，構成了社會的職業和科層系統，並涉及技術的運用。在現代社會中它的軸心原則是“功能理性”，強調的是低投入、高支出，即以功利和效益原則為基礎，通過發明、淘汰和更新生?機器和工藝程序來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它的軸心構造是官僚等級制度，這種制度的?生是分工專業化和功能切割的結果，也出於工作協同統一的需要。經濟體系的一條簡單的變革原則就是不斷更新?品或生?流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確保自身的最佳效益，遵守少投入、多支出的要求。因此，企業的管理從本質上說也基本屬於技術官僚的範疇，個人雖然能選擇就業，也能在社會福利方面得到某些補償，但卻消失在他作為科層組織謀求利潤的的工具之中。其次是政治領域，作為社會公正和權力的競技場，它掌管權力的合法使用，調節衝突以便維持傳統或憲法所體現的公正觀念。其軸心原則是合法性，這種合法統治暗含的條件即要求平等的思想，認為任何人在政治問題上都有發言權。但是，在現代社會中，由於這種要求平等的呼聲不斷高漲，所以平等權不斷擴張，通過政治參與的權力表達出對物質和文化的需求，擴展到社會生活各方面。政治領域的軸心結構為代表制，它允許通過有組織的安排來反映社會不同方面的特殊利益。貝爾承認政治中的許多決策具有技術官僚的特徵，但是又認?政治決策主要依靠的是談判協調和法律仲裁，而不是技術官僚的理性判斷。因此，技術官僚機制與平等原則之間的緊張關係就構成了後工業社會矛盾衝突的基本格局。再次是在文化領域方面，他主要是指象徵形式領域，尤其限制在“表現的象徵主義”方面，如繪畫、詩歌、小說，或由祈禱、禮拜和儀式所表現的宗教含義。它們來源於人類面臨的生存環境，不受時代的限制，基於意識的本質：如怎樣應付死亡，怎樣理解悲劇和英雄性格，怎樣確定忠誠和責任，以及愛、犧牲、同情等等；在歷史的意義上，文化中還滲透了宗教。現代社會文化的軸心原則是自我表達和自我滿足。它是反體制的，追求個性與自由，以個人興趣?衡量尺度，個人的感覺、情緒和判斷壓倒了質量與價值的客觀標準。文化的民主化傾也會造成自我同技術—經濟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斷發生衝突。正是這一系列的斷裂和衝突導致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矛盾。
貝爾分析社會的第二個焦點是通過對歷史和具體複雜經驗的充分觀照來分析社會。他運用韋伯和桑巴特的理論即“禁欲苦行主義”和“貪婪攫取性”去加以分析，認為它們分別表現為“宗教衝動力”和“經濟衝動力”。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禁欲苦行的“宗教衝動力”造就了資產者精打細算，兢兢業業的經營風範；貪婪攫取的“經濟衝動力”則養成了他們挺進新邊疆、征服自然界的冒險精神和勃勃雄心。這兩股原始衝動難分難舍，相互支援，交織混合在一起形成了現代理性觀念，促進了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隨著現代科技的不斷發展，經濟指數呈幾何級增長，而“宗教衝動力”卻不斷耗散，資本主義經濟和文化不再相互扶持，而轉為相互“敵視”。貝爾認為較符合歷史的解釋可能是這樣的：“資產階級精打細算，嚴謹敬業的自我約束逐漸同他們對名望和榮耀的孜孜以求發生了衝突。當工作與生產組織日益官僚化，個人被貶低到角色的位置時，這種敵對性衝突更加深化了。工作場所的嚴格規範和自我發展、自我滿足原則風馬牛不相及，難以和平共處”。5在社會上，經濟越來越受到政府節制，
但文化卻不受任何限制，一味強調自我滿足和個性表達，政府已成為實際的決策部門，專管眾多機構之間因相互依賴和競爭而造成的問題。
為了解決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和資本主義社會的這一系列矛盾和衝突問題，貝爾在其“三領域對立學說”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三位一體的方案，即：經濟社會主義、政治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這三位一體學說的原則是：首先，通過最低收入原則，使人人獲得自尊和公民身份；其次，在任人唯賢原則的基礎上，承認個人成就帶來的社會地位；最後，強調歷史與現實的連續性，並以此作為維護文明秩序的必要條件，去創建未來。6
任何文化理論須有堅實的社會理論作基礎，否則難有真正的解釋效果。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和危機時，貝爾並沒有籠統地指責現存資本主義制度的缺陷，而是通過分析其政治、經濟和文化各領域的內部斷裂和領域之間斷裂的原因來展示其矛盾和危機，一針見血，入木三分，使人能清楚地看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千瘡百孔的局面，從而從本質上對其加以抨擊。這種總體化的努力不得不另人欽佩。然而，這也正是貝爾的局限性的體現，馬克·波斯特也正是以“總體化詭計”之名對他的理論進行了批判。所謂總體性就是將一切事物的變化都歸為同一性，吞噬個體性，只承認統一化、總體化、極權化的理論模式。馬克·波斯特和其他後現代主義理論家一樣，高揚事物變化的多樣性、差異性、零散性、特殊性和多元性，主張用知識形式的多樣性去超越統一現代哲學，強調社會領域分化的多元性而不是尋求社會的開端與終結，更不是尋求整個社會歷史的規律性和一致性。馬克·波斯特在資訊方式的層面上批判了貝爾的總體性修辭，在馬克·波斯特的理論圖景之中，資訊方式的改變決不僅僅是一個經濟事實,這是他對於貝爾的最大不滿。在他看來，貝爾的“後工業社會”是一個總體化修辭，這個概念仍然企圖在經濟理論的舊範疇之內消化電子傳播媒介帶來的新現象。貝爾和其他資本主義理論家還是在支配物質商品分配的供需法則之下談論資訊。他們沒有意識到，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的首要原則對於資訊並不適用。因此，這些理論家無法看到資訊方式改變背後的遠景——社會秩序的重大改變。馬克·波斯特看來，貝爾的“後工業社會”的理論只有經濟學的範疇而沒有語言學的視域。而這正是其“總體化詭計”所帶來的尷尬處境：語言的壓抑。
二． 大眾傳播文化觀與語言的壓抑
貝爾在對後工業社會和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深入分析中並沒有忽視大眾傳播媒介給當代社會和文化所帶來的影響，在他的著作中有不少關於大眾文化和大眾傳媒的富有?示性的獨到論述。他的大眾傳播媒介觀涉及到他對大眾傳媒社會功能、社會作用的總體認識，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大眾傳媒引起人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革。這主要體現在電影､廣告､電視､報刊､攝影等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的影響。貝爾認為，“電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窺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組白日夢、幻想、打算、逃避現實和無所不能的示範——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7廣告則突出了商品的迷人魅力，“它最直接、常為人所忽視的作用正是改造城市中心的面貌。”“它是貨物的標記，新生活方式展現新價值觀的預告。”
“廣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單純地刺激需要，它更為微妙的任務在於改變人們的習俗。”8時裝、攝影、廣告、電視和旅行誘惑著消費又助長著大眾享樂主義的蔓延，“這是一個虛構的世界，人在其間過著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將出現而又非現實存在的東西。”9《時代》周刊和《讀者文摘》“這兩家雜誌均作為價值觀變革的杠杆深入地影響了20世紀中葉的美國生活方式。”10
第二，電影、廣播、電視等電子傳媒為主導的通訊技術革命，即貝爾所說的“感覺革命”與交通運輸革命一起消除了社會的隔離狀態，導致了大眾社會的形成和大眾文化的出現。貝爾認為大眾傳媒開闊了人們的視野，擴大了相互間的影響和聯繫，同時也“造成對變化和新奇的渴望，促進了對轟動的追求，導致了文化的融合"
11。
第三，視覺文化成為大眾文化最重要的性質，當代文化正在變成一種視覺文化，而不是一種印刷文化，而視覺文化在當代文化比重中的增加，促進了距離的消蝕，同時也瓦解著文化的聚合力。貝爾注意到了電視這種視覺媒介在二戰後的迅速崛起，他比較了印刷媒介和視覺媒介在傳播效果上的差別：印刷媒介允許讀者調節自己的閱讀速度，給讀者以思考的餘地，它強調的是認知性、象徵性的內容和抽象思維的方式，因而能引起讀者的理解和情感的淨化；以電影和電視為代表的視覺媒介，則把自己的速度強加給觀眾，變幻莫測，稍縱即逝，它強調的是形象性內容和情感的震驚，導致的是觀眾的“濫情”、“憐憫”和“戲劇化”反應。在貝爾看來，視覺媒介創造出來的這種傳播效果，不是來自內容而幾乎全部來自技巧。視覺媒介就是通過一定的技術手段，如電影的蒙太奇或快速剪輯、閃回、主題交織、順序斷裂等手法，為人們提供感官的刺激，追求直接、衝擊、同步、轟動的效應，因此不可能使人獲得某種超驗的天職感、美化感，或一種經過悲劇和痛苦之後的心靈淨化，相反它“不可避免地要在人類經驗的整個範圍內製造一種對常識知覺的歪曲。”
視覺文化的泛濫導致了受眾與生產者、生活世界和文本之間的心理距離、社會距離和審美距離的消蝕，而“距離的消蝕作為一種美學的、社會學的和心理學的事實，它意味著：對人類來說，對思想組織來說，不存在界限，不存在經驗和判斷的原則，時間與空間不再?現代人形成一個可以安然依賴的座標。”12
第四，知識和資訊的交換或“遊戲”是後工業社會的中心特徵，資訊的生產、分配及消費的新模式是新時代的首要屬性。貝爾注意到資訊不像物質商品那樣因消費而耗竭，資訊可以像汽車一樣作?商品來出售，新的資訊王國也就具有了商品延伸形式所具有的合法性，從而逆轉了在民主政體中“知識和資訊必須可以自由獲取”的自由主義原則。貝爾還對資訊進行了量化分析，並在吸收香農和維納等控制論理論家的觀點的基礎上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後工業社會中，資訊可以說是增加了，因而傳播也就更好了。”13
貝爾主要是從傳播技術和大眾文化的角度來考察大眾傳媒的功能的，注意的是大眾傳媒長期的、潛在的社會作用和傳播效果。他認為大眾傳媒導致大眾社會的形成和大眾文化的出現，以及引起人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革，這自然是從正面肯定了大眾傳媒的作用，但他更多地是對媒介負面功能的論述。譬如，他認為視覺媒介為人們建構了一個虛擬的世界——“白日夢、幻想、打算、逃避現實”和“對常識知覺的歪曲”，從而瓦解著文化對社會的聚合力，這在某種程度上涉及到了媒介的隱伏的負面功能。事實上，貝爾即使在肯定大眾傳媒上述正面功能的同時，在具體的分析過程中往往又著眼於它的消極影響，這從他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和相關文章中對新教倫理向享樂主義、現代主義向後現代主義的反文化蛻變過程中的作用的論述中，也可以明顯地看出來。貝爾對未來社會(後工業社會)進行科學預測的同時，總有著深邃的人文主義的價值關懷，在大眾傳媒的社會作用方面則表現出一種悲觀主義的傾向。貝爾一方面從傳播技術和傳播內容的角度，另一方面又從傳播者(文化大眾)和接受者的角度，來剖析大眾傳媒的社會作用。在此基礎上，貝爾把大眾傳播媒介與資本主義文化危機聯繫起來，認為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載體的大眾文化(包括現代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傳統價值體系起著瓦解破壞作用，而且由於大眾文化內容本身的娛樂性、庸俗性和空幻性，使人們喪失了超驗的信仰，而這又使文化失去聚合力，從而成為西方社會領域斷裂的根源所在。不僅如此，貝爾在一定程度上還從商業性的大?文化中，看到了大眾傳播媒介的社會控制機制在於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貝爾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文化複合系統。經濟上它建立在財產私有制和商品生?基礎上，文化上它也遵照交換法則進行買賣，致使文化商品化滲透到整個社會。大眾傳媒之所以要迎合中產階級享樂、庸俗的文化趣味，它對享樂主義生活方式的提倡，向流行藝術的傾斜，是因為文化大眾長期視知識和資訊為商品，並從它的交換中獲得了一種勢利的價值觀，因此將藝術思想和知識資訊迅速地翻製成商品加以推銷，盡可能為社會提供娛樂性的文化消費品。正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才導致大眾傳播媒介產生了負面的社會作用。
有鑒如此，馬克·波斯特從後結構主義觀點出發，發現丹尼爾·貝爾在探討後工業社會的大眾傳媒和與之相關的大眾文化等新現象時，出現了一個使他的理論顯得先天不足的重大漏洞，即他有意無意地壓抑了這些現象的語言層面，也就是所謂的“語言的壓抑”。在此，我們不得不對20世紀的語言論問題略作考察。
19世紀末20世紀初，自笛卡爾以來的西方理性王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語言逐漸取代理性而成為哲學美學的中心，現代哲學美學發生了被稱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語言論轉向”（Linguistic
Turn）。14西方的各種哲學美學流派紛紛把語言作為共同關注的問題。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學派､結構主義､解構主義都是直接從語言形式中走出來的語言哲學和語言美學，而現象學､存在主義､心理分析學､闡釋學､接受美學以及後來的新歷史主義和文化唯物主義都把語言放在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來看待，以至於伊格爾頓毫不懷疑地指出：“語言，連同它的問題､秘密和含義，已經成?20世紀知識生活的範型與專注的物件。”15“語言”在20世紀的“語言論轉向”和“語言烏托邦”中主要有三個層面的含義：（一）在最初和狹義層面上，它是指聽､說､讀､寫行為及其產品，這是“語言行為”或“語言符號”。（二）在類比､引申或擴展意義上，它是那些被視為“擬語言”（quai-Language）結構的各種符號表意行為及其產品的通稱，如繪畫､音樂､舞蹈､建築等，這是“非語言行為”或“非語言符號”。這正是現代語言學、現代符號學所全力強調的那種“語言”，而這種語言實際上就等於“符號”。（三）在技術手段層面上，“語言”更能體現20世紀特色，即是指作為“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的傳達手段的現代傳播媒介（如電視、無線電通信、電腦、傳真等）。這些現代傳播媒介已不再是簡單意義上的傳播工具，而是新型的語言（如電腦語言、終端語言、電視語言等），它們正在極大地開拓人類的符號表達領域和能力。16
在後結構主義理論的代表德裏達那裏，“解構”與“延異”、“播散”、“蹤跡”等概念密切結合在一起，旨在針對西方哲學的形而上學傳統，消解本質主義和中心主義。解構實際上就是對形而上學的解構，即解構一個二元對立命題，諸如呈現/非現、言語/文字、哲學/文學、字面義/隱喻義、中心/邊緣等，不是摧毀前者，留下後者，而是取消對立，轉移它的位置，置之於不同的背景之上。解構不僅僅是一種文本的話語分析，而且更是對既有文化邏輯和社會建制的顛覆；不僅不會導致虛無主義，而且正是對虛無主義的清理；不僅僅是宣揚西方形而上學的終結，而且呼喚新的哲學寫作和閱讀樣式的誕生。由此可以發現，所謂自我/非我、理性/癲狂、文化/自然等對立的事物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有時是如何互相轉化和毀滅自己的，或者是如何把那些會給它們帶來極大麻煩的細枝末節驅逐到文本的邊緣地帶的。解構的任務就是消解本質主義和中心主義，使得人們找不到所謂永恒的本質和中心。但解構並不能終結形而上學，德裏達強調說：“解構不是拆毀或破壞，我不知道解構是否是某種東西，但如果它是某種東西，那它也是對於存在的一種思考，是對於形而上學的一種思考，因而表現為一種對存在的權威或本質的權威的討論，而這樣一種討論或解釋不可能簡單地是一種否定性的破壞。認為解構就是否定，其實是在一個內在的形而上學過程中簡單地重新銘寫。”17德裏達的意義在於：他從來無意建構一種包羅萬象或者一以貫之的理論，來理解和把握文學、語言和哲學。德裏達風格獨特的文本與書寫實踐都表明，他只想不斷地從他正在討論的文本中提取某些新的術語，賦予它們以一種策略性的地位，換言之，在自己的文本和他人的文本的互動中，使這些術語從結構的複雜性中凸顯出來。他總是以新代舊，防止這些術語成?新的理論體系的中心概念。馬克·波斯特在後面的《德裏達與電子書寫》一章中集中探討了德裏達所提出的主體與書寫的問題，茲不贅述。他自己也正是在這種解構的語境中來透視和批判貝爾等人的理論的。
很顯然，後結構主義是通過話語方式來實現其延遲出場或曰永不在場的解構策略的，他們是以去中心的方式來凸顯語言的意義的。在馬克·波斯特看來，現代傳播媒介作為新型的“語言”在現代大舞臺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且具有貝爾所未曾認識到的特徵：首先，電子資訊能起著反商品化的作用。新技術使資訊再生產能力大大提高，語詞、數位、音樂與圖像等等多種形式的資訊在錄製和編碼技術的帶動下能得以快速準確的複製，而資訊處理及再生產的技術與資訊的空間傳遞技術相結合又為交流新模式展現出種種遠景。這與貝爾所堅持的呈現為商品形式的個體與群體之間的資訊交換情形有很大的不同。其次，電子技術打開了新型交流播撒資訊的種種可能。儘管市場法則會侵吞許多資訊，但當新的資訊結構被當作語言現象處理時，社會中的交流形式就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該社會中的主體位置也會失去穩定性。貝爾卻只把資訊當作經濟事實而不是語言事實來處理，新型交流的可能性邊隱匿不見了。貝爾還以定量的方式來延伸他的經濟學隱喻，語言方式同樣受到壓抑。再次，社會新現象中的語言轉型問題同樣未能引起貝爾的關注，對他來說後工業社會前景暗淡，而馬克·波斯特自己則持謹慎的樂觀態度。的確，在西方整個人文知識都在密切關注語言的時候，貝爾對此卻無動於衷，以壓抑語言的代價去構建一種總體化的社會框架，無疑是讓馬克·波斯特抓住了批判的把柄，馬克·波斯特也正好希望借此釋放語言的能量，重建資訊方式中的主體。
此外，馬克·波斯特有對馬克思主義者韋伯主義者及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進行了分析和批判，指出他們的觀點都有嚴重的缺憾。由於他們固守著科學的認識論，而且都有總體化的傾向，這就使他們無力提出一套基於語言學的資訊方式理論，從而也像貝爾一樣無法實現對形而上學傳統和中心主義的解構。後結構主義通常顯示出保守和冷漠的風格，但是，他們的語言學理論內部深藏了新的政治。於是馬克·波斯特由資訊方式開始了對以前的所有語言形式的再思考。他所思考的主題是：資訊方式的改變將會多大程度地顛覆資本主義秩序。所以，這部著作是電子傳播媒介、後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和傳播學批判學派的理論相互結合的產物。馬克·波斯特處處強調對“總體化”的反對，所以，“資訊方式”並不是一個總體化和本質性的概念，相反，它是一個斷裂的､零散的､特殊的､漂浮的能指，在現代傳播媒介的“語言”巨陣中無處不在，所向披靡，威猛無匹。正如他在談論利奧塔時所言：“資訊方式也對多重的、去中心的、被消散的主體進行話語構建，因而也就支援了歧見的反總體化層面。”18對貝爾的批判是一道理論的橋梁，而一部《資訊方式》則是後結構主義理論風景的一張旅行地圖，徜徉其中，你可能會美不勝收，也可能一無所有：這就是解構之圖。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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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波斯特：《資訊方式》第25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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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波斯特：《資訊方式》第34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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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丹尼爾·貝爾：《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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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資訊方式》第36∼38頁。【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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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第34頁，趙一凡等譯，三聯書店
1989年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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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第24∼25頁，趙一凡等譯，三聯書店
1989年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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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第114∼115頁，趙一凡等譯，三聯書店
1989年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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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第116頁，趙一凡等譯，三聯書店
1989年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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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第118頁，趙一凡等譯，三聯書店
1989年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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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第124頁，趙一凡等譯，三聯書店
1989年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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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第137頁，趙一凡等譯，三聯書店
1989年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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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第156∼168頁。【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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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波斯特：《資訊方式》第42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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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羅蒂(R·Rorty)編：《語言論轉向》，芝加哥大學出版社，英文版，1967年。另參見徐友漁：《“哥白尼式”的革命》，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王一川：《語言烏托邦》，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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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第121頁，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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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王一川：《語言烏托邦》，第47∼49頁。【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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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亞明主編：《一種瘋狂守護著思想--德裏達訪談錄》，第1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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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波斯特：《資訊方式》第208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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