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我想剛開始要談到方法論的問題時，大概大家可能都認為蠻嚴肅的。我們過去開過兩場論壇，一開始講一些問題時，大家都期待會有些「新聞性」，可是，今天的方法論的問題，大概是沒有新聞性的。
前天晚上，何春蕤教授依她系老闆的請託，打電話給我，問我要講什麼，然後她也問說︰“By
the way，方法學到底是什麼？"對於這句話，我在電話裡只講了兩句，不算是很認真的回應，但我覺得非常耐人尋味的地方在於︰像何春蕤這位文化研究的老戰將，她還問說「方法學是什麼」，這話應該不是個笑話，而是一種「很有意思」的問法，除了說文化研究本身到底用的什麼是方法論，或說到底有沒有所謂「方法學」這樣的東西之外，我相信我們目前在場的人沒有一個可以很肯定地告訴我，但大家也應知道，它並不是一個完全沒有對象、沒有範圍的東西。
譬如說，我並不認為自己所作的研究，或是我的思考方式都可叫做文化研究。但今天在這裡發言，應該是說︰至少有點關係吧！我過去曾以幾種迂曲的方式作過一些有關宗教的研究，可是後來有一位評論者，他指著我說︰「你作的不是宗教研究，而是文化研究。」當別人指稱我在做什麼東西時，他可以用「文化研究」這個帽子替我戴上。我覺得很奇怪，因為我沒辦法自稱是這樣，可是當他來稱呼我時，卻可以是這樣。所以我相信他人大概有一個印象，或者是，至少有一個假設，就是有一個叫做「文化研究」的東西存在。
我一直到今天，到現在，也沒辦法說文化研究是什麼樣子。所以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常常會想用一種方式，幾乎有點像開玩笑的方式，來想︰文化研究大概什麼也不是。不過當然它有一些要點，好比說它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就如同不久之前，在交大有一場文化研究的研討會，香港浸信會大學的丘延亮教授就曾經為文化研究下了一個很有趣的註腳：「沒什麼，玩兒嘛！」類似這樣的話，其實是常聽到的，雖是沒辦法直接回答的問題，可是拐彎抹角也說到了一些要點。我一直覺得要讓我們真正進入方法論的討論還是很困難，可是我們沒有更好的方法，所以我在這個地方也只能提出一個例子，來逼近方法論的討論。
我在幾年前碰到一位大陸的學者顧曉鳴。我們在對話時曾經很簡短的談到毛澤東。他問我：「你們覺得毛澤東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就說︰「毛澤東嘛，是個很有意思的人。」結果顧曉鳴回了我一句話：「你回答問題的方式也很有意思！」到底我們這樣高來高去是什麼意思？我也不清楚，因為這短暫的接觸，其實是電光石火，在講話的當時是無法預備好意思的。可是，前幾天我翻看《毛語錄》，特別找找毛澤東談什麼叫做理論方法，他說：
「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論和方法，你就得參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
這真的是《毛語錄》上寫的，可是他在解釋這句話時，使用的隱喻就非常有意思：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要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要懂得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就是要親自參加革命。對於這兩段話之間的關聯，事實上我攪腦筋攪了好久，搞不清楚要變革梨子你就得咬它一口，親口吃它，為什麼這就叫做「參加革命」的意思？那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平常在談到吃梨子的時候，你吃它一口，大概不是什麼革命，可是毛澤東認為革命就是這個意思。這個話題和我們今天的論題，有什麼關聯呢？我想，就是毛澤東認為他自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馬克斯主義者，而馬克斯主義所談到的那些唯物辯證法，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會認為說，文化研究裡面的不少的人，都會是接近於這種論述型態的。所以我這樣扯一下也許就可以扯出一些關聯，也許從一些看起來不相干的東西，最後就會把那個議題拉到跟方法有關的問題上。大概有不少文化研究，都有一點這樣子的意思，就是作者本人沒有辦法告訴你他在做什麼研究、用什麼方法，到後來他用他自己那個議題，在最辯證的地方扯出一個跟方法論有關的東西，也許會值得你去討論。
我剛提到《毛語錄》的問題，好像是為大家暖場，開個玩笑，但真的意思不只是這樣。我知道在文化研究的討論裡，我們沒辦法為它做一個確切定義的時候，多少都會跑到有某些學科裡去找，到底方法論上，大家在爭些什麼？如果你想要和別人爭論什麼方法是正確不正確時，你要怎麼爭法？在我所了解的，至少在社會科學裡面，有過一段時間就儘是在吵量化／質化的問題。有些人會認為，當你到了把量化實證這樣的研究社會或研究文化的方法否定後，產生出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可能是跟所謂的質化或質性研究有關的，那麼大致上，他已經走到了一個用詮釋學來取代實證科學的地步。可是這種爭論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慢慢的也有許多人，不是很疲倦，就是不想再爭了，因為在學院裡的社會科學，實證論仍是相當佔上風的。而質性研究的東西，它宣稱自己跟生活、跟文化有比較接近的關係，可是在學院裡畢竟不是真正的主流。到最後，大家可能會進入比較妥協的論點，就是兩種東西互相之間大概可以相容，只是在談不同的議題而已。最後，這樣的議題就變成不是問題了。所以，如果一個人認為他所作的東西，跟文化研究多少還有關係的話，他可能會認為這樣的方法爭論是不夠徹底的，或是不夠radical的。
後來我們就會去談，到底什麼東西造成過去我們以為是「實證科學vs.詮釋論」的問題。我們在談這問題的時候，大概會想到我們跟自己在乎的議題之間，到底真正的關係是什麼？有很多所謂學院派的研究議題是非常的不切身的，就是其議題的來源，常常是在於學術本身的傳統裡就有一些議題，或者我們簡單地講，就是以西方中心的方式（譬如東方主義的方式）來談問題，所以這個問題的來源就不是我們自己的生活。因此我們要跟他對抗的時候，需要取出一些不一樣的問題，那問題本身又要表現出它有切身性，這種切身性，因為我們不太知道那個問題到底實際上有一些什麼文獻、資料等等，所以又好像都必須進入到自己的生活裡去蒐集，會有自己要下田野的這樣一種衝動。這很可能就會構成我跟我自己生活環境間的關係，就用這個關係來做為問題。
對於我在這裡說的「關係」，我的理解是︰我們真正要處理的問題，可能會出現一個很難在知識上討論的現象，不管是用實證的方式，或是詮釋的方式，都很難去討論，而那個問題的禁忌性質向我們逼出了一個「第三向度」，有人說，叫做「另類提問」，但我現在可以把它翻譯成白話，就叫做「權力的問題」。我這樣講也許跳得太快了一點，不過我只好說，從實證論到詮釋論，到後來開始討論到有關權力這樣的問題，其實這樣一個說法並不是什麼特別了不起的發現。大家如果知道Habermas，他討論「知識旨趣」這樣的東西時，你大概會發現，他所說的知識的三段論式的發展，最後總會發展到跟權力有關的問題上，也就是跟解放有關的問題等等。這些，跟權力、跟解放有關的問題，我現在就要用「切身的問題」來重新解釋。這樣討論的話，大概會跟我們現在要去想像的文化研究是有點關係的。可是對我們到底有什麼幫助？在這種問題上，是不太能夠說︰當我們知道像「權力、解放」這種說法之後，就一定能知道自己的處境裡的問題何在。所以，就我的了解，我也許需要舉出我最熟悉的一些研究的現狀來做一些說明。
我最熟悉的學術領域，用慣常的分工來說，是心理學。如果你跟心理學的人談到底怎樣去研究所謂文化的問題，或是怎樣去研究你的生活，心理學有一種制式的反應，就是去做心理測驗，後來發展成現在常用的民意調查，這是想當然爾的一種「大眾化」的、「接近於生活的」研究方法論。到目前為止，這樣的研究法還一直是拿到研究計畫補助款的典型。
所以，那些心理學者會問道︰你為什麼還要說什麼「文化研究」對生活有什麼新知識？難道以前的心理學不就是這樣子嗎？它不是已經非常生活化了嗎？可是，你所知道的心理測驗，它是不是真的跟你的生活有關係？真的是在測驗「生活」這種東西嗎？真的研究所謂「切身」的關係嗎？
我再問一個問題︰假若老師和學生之間發生了衝突，譬如在體罰這個問題上出現的衝突，然後就會有人問說︰「體罰到底應不應該？」有些心理學家會去做一些測驗，測量一般人對體罰到底是什麼態度？一般人到底是贊成或反對？當然，他們最常問的是學校的教師們到底是贊成或反對體罰？這個問題，到最後他會蒐集很多意見，然後做一個統計的考驗，告訴你答案是什麼，大多數的人傾向於贊成或不贊成。我們過去所知道的，跟體罰有關的問題，大致上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所問的問題和得到的答案。我不知大家的印象怎樣？很多很多的中小學教師是沒辦法放棄體罰的。但是我們在教育上卻會出現另一種非常政治正確的意見，就是，如果要對教育的政策發言時，那就會說成「百分之百反對體罰」。
好了，「不放棄體罰的事實」和「百分之百反對體罰的言說」，這矛盾裡頭真正的意思是什麼？現在請回頭想想毛澤東的方法論。
當毛說要親口咬梨子時，在農民革命的階段，你大概只能想︰那是從農民經驗裡「能近取譬」的一種講話方式罷了，沒有什麼深意。可是，一直到毛死後，到了天安門事件，我才知道，毛的精神滲透到整個毛政權體制、鄧政權體制、乃至到今天，在北京市、上海市的超市裡頭，付帳的地方還理直氣壯貼著標語說︰「軍人優先」，那可真是「此中有深意、欲辯已忘言」──親口咬梨子，用來解釋革命，原來說的竟是鎮壓反革命的預言。革命的實踐，就是要像咬梨子一樣讓它變革，像用機關槍和坦克車一樣，咬得讓人民發生「變革」，變得再也不敢出來鬧革命。
體罰的事實，和這種實踐理論實在有太多異曲同工之妙。一方面在教育上口口聲聲喊著「愛的教育」，但在實踐上，則別忘了教師手上都握有教鞭。如果教師們都可以在退休時寫回憶錄，或留下《師語錄》，當然都必須說，一生都在追求愛的教育，但至於實際上打過多少學生，最好一字也不提。在教育的歷史檔案中，不會留下體罰檔案，沒有人去問那些小孩子，那些會被體罰的人，而且通常他們的意見也不會在報紙上、民調上出現。所以，這個心理學自稱說他已經問了很多人的意見，並且反映出跟體罰有關的事實，可是，有一種東西沒有被反映出來，就是被體罰的一方常常沒有在所謂的「生活」當中出現。那麼我們會對這樣的心理學不滿，是因為它其實並沒有真正接近生活，所說的只是生活裡的一些片面而已，並且還常帶著基本上是某種被「優先」發言所慣壞的觀點，永遠沒有「切」到痛徹心肺的小孩之「身」──這裡要補充一句︰小孩可能最後告訴你「沒感覺」，你可千萬別說︰問問梨子吧，它會有什麼感覺呢？！
如果我們能夠在方法上更徹底一點，就要是說，當你提出任何問題，你必須問對人，譬如問那些學生的意見，或問真的不愛體罰的老師們有何想法、為何如此。能把那些不發言的人或少數的發言狀態激發出來。這很可能是所謂的在方法上有可能需要進入更加radical的論點。
但是，我的想法還要再更進一步。即使你最後發現了小孩子對體罰的問題，他們的反應是很討厭體罰等等，而教師們當中，也有少數真的決定不要用體罰的方式來對待小孩，但這些聲音卻會被多數人、或一直被歷史所掩蓋。我們現在要問的是︰為什麼多數人會認為體罰是天經地義？為什麼？我想到一個很簡單的回答，就是，體罰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們根本搞不清楚。因為體罰真正在執行時，老師和學生間有一種關係，那個關係裡有些固定的pattern，我們可以說它都是在文化裡，好像是一種文化的文法，可是大部份談體罰的人卻好像不是在談這東西，在政治正確的談法中，好像從來都不知道體罰到底是怎麼發生的，以及它發生體罰實際上的關係是怎樣。所以我們可以說，在過去不管是心理學或是被心理學所影響的那整套學問當中，他們從來不去問︰體罰的過程是什麼？體罰裡真正牽涉到那些複雜的關係到底是什麼？以及在文化裡面為什麼會一直不斷的鼓勵某種關係中的人，慫恿他去使用體罰這種方式，來對待他人？
所以，我現在用這個很具體的例子來講的，就是說，如果你能夠去問這種問題，說不定你就會進入一種新的研究狀態──我當然就是為心理學說的──你可以問問題到這種程度，大概你就可以把自己稱作「文化的」心理學，你會把現在的狀況跟你整個生活的脈絡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切身的知識。這是我從我的立場，對有關文化研究的某種程度、某種問題狀況，所能夠作的一個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