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淇： 看來宋文里用毛澤東語錄來開場，真的是個玩笑。也許可能是文化研究眾多精隨的一個肉身。其實剛朱元鴻提到很多是非常值得反省的，也是很多學者現在開始在反省的，就是跟原來的傳統學科的關係。接下來是何春蕤。 何春蕤： 要了解什麼是方法學，當然可以詳細申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對方法學的界定和要求是什麼；但是，另外一種理解它的方式就是去具體觀察一下在學術領域中這個名詞是如何被使用、被實踐的。 最常看到的就是博碩士論文在第一、二章中說明自身如何進行研究、此研究方式的專業來龍去脈、其預期成果和可能的侷限等等。在這裡，方法學等於一套指導研究程序和步驟的指示，而那些等著被認定可以夠格入行的博碩士生必須證明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切實的按著這個方法學來做的。換句話說，這個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很大一部份是由其所採用的方法學本身已經具有的權威和實踐來保證的。由於這是專業領域中很重要的「認證」程序，因此即使是已經研究有成的學者也三不五時的祭出方法學的上方寶劍來確立自己的專業權威。 方法學不但常常是個別研究者的立足點，更常看到的是，方法學也是一個學術領域認證本身的重要指標。例如，一個新的研究進路或分析模式或「典範」想要建立公信力，想要被認定成為另外一個有資格分享學術版圖的競爭者時，往往就需要（也被要求）清楚的展現本身在方法學上的獨特性，要顯示其嚴謹和洞見不但合乎現有的學術成規，也彌補了過去其他研究進路的盲點，而它在方法學上有著何種強大的解釋力或優點也成為認證己身的重要證據。競爭中的研究進路更常常靠著檢驗或挑戰彼此的方法學來擴大自己的權威。 從這兩組常見的例子來看，方法學很明顯的是個知識／權力的問題。 在另一個層面上，沿襲自然科學和實證社會科學對方法學的想像，方法學通常被認為需要展現「客觀性」、「系統性」、「邏輯性」、「價值中立」等等特性，可是近年來這些特性的權力內涵也受到了嚴厲的挑戰，最強而有力的例子包括了從階級觀點、性別觀點、種族觀點等等方面而來的質疑。它們認為知識總是座落於特定的社會情境中，也因此反映了該社會中的價值與利害或權力關係，而如果一個社會及其知識的生產是被優勢的階級／性別／種族所主導，那麼該社會所生產的知識必然會反映出特定的社會利害分布與價值。 在這裡，方法學原本自許為最正確、最有效、最嚴謹的追求知識的途徑，但是在主體成為知識論中一個重要的立足點時，方法學的預設以及它與所置身社會權力結構之間的共謀關係也被暴露了出來。 不過，過去這二、三十年來，隨著這些新的分析觀點進入學院，成為學院建制中的專業實踐，方法學往往也成為這些新興觀點認定自身權威和公信力的重要途徑，因此大家也都聽過像「女性主義方法學」之類的說法。 當然，同時也有人質疑這些觀點所蘊涵的政治考慮是否應該影響到學術研究，或者質疑這些從特殊觀點（例如階級、性別等）出發的方法學是否會因為太過關注特定面向而忽略其他社會因素，或者太過簡化這個特殊的面向而掩蓋其中的多樣異質性。這些問題都還是有關方法學的辯論中還在激烈爭戰的話題。 就某種籠統意義的方法學而言，文化研究的實踐者已經擷取了來自文學研究、社會學、傳播研究、歷史學、文化人類學、法律學、批判社會理論、政治經濟學等等的研究方法，而且嘗試以嶄新而動態的混合分析架構來面對日益加快腳步的全球文化變遷。而這種跨領域的研究取向最實質的影響之一，就是逐步形成不同領域研究者進一步對話合作，互相啟發學習，也使得不同領域的思考資源和分析能量，因著異質因素的進入而產生出各種變體雜種混血，也因而在新的研究主題及研究進路中混淆改寫學院版圖的分布和操作。另外，得自於不同社會運動和論述的衝擊，也得力於弱勢污名主體在其中對強勢論述大而化之的定調開始提出質疑，文化研究對差異主體、差異認同的不斷演變思考，使得原先在文化研究領域之內的經典論述（或者說原先在文化研究版圖內已經建制化了的「方法學」和「認識論」）遭受到高亢的挑戰。這樣不斷衍異的對話辯論，也使得文化研究充滿了高度的活力和火力。 在這樣一個歷史節點上，如果我們現在急切的談方法學，只是為了清楚的畫地為界，建立文化研究的特殊身分，確認文化研究的「正確」方向，並且鞏固文化研究內部的領導中心和霸權論述，那麼這樣一個做法反而抹殺了文化研究已經形成的、最令人心儀的長處。 也因為這樣，我覺得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Richard Rorty所提的實用主義立場，在方法論問題的很多層面上有其啟發性。 簡單的來說，與其把方法學（也就是說把知識和追求知識之路）視為最正確、最有效、最嚴謹、最貼近真理的道路，而把所有的精力花在檢驗和印證的路上，倒不如用另外一些方式來看待我們在文化研究中做的事情。用Rorty的路數來說，一個新的方法學充其量只是一些新隱喻、新想像、新連結、新遊戲的浮現；也就是說，方法學只是我們making sense的隨手工具。 我用這些字眼倒不是說方法學是個輕鬆的、什麼都無所謂的東西。相反的，方法學當然可以是非常嚴謹的，非常demanding的，但是我們看待方法學的態度卻不一定要是神聖的，僵化的，甚至是排擠的，霸道的。我們不能預先就高壓式的嚴格設定什麼樣的東西「才算是」文化研究的範疇。用隱喻、想像、連結、遊戲這種字眼，正是要強調方法學的迂迴幽微和流動不定，也描述方法學所牽涉到的知識活動，總是努力的但是tenuously的向外展延（out-reaching），而非殖民式的籠罩或掌握。 然而同時，實用主義也不必然是幼稚的多元主義，畢竟，實用主義並不輕忽歷史的沈澱和權力的銘刻。尤其在文化研究掙扎著呈現自己為新興研究領域，掙扎著要在學科分野分工中表現它的正當性（respectability），掙扎著要和別的歷史久遠的霸權學科平起平坐辯論時，特別是在它掙扎著建制化以便爭取資源、擴大影響、建立自我的再生產體制時──某些定調的、定性的權力技術是極有可能變得非常吸引人的。不過也是在這樣的時刻，文化研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同時掙扎著維持的草莽性格（或者說招降納叛的精神），也必定會繼續騷動，繼續滋生，積極的抗拒那種釐清的、「整」合的（常常也就是純化的）趨勢。就我此刻挪用的實用主義立場而言，越是容易被排擠的觀點，越是不容易在主流學術中立足的觀點，就越需要呵護。事實上，當更新的隱喻、更野的想像、更遠的連結、更怪的遊戲從活力充沛、章法怪異的邊緣挺進文化研究時，這種實用主義也堅決要求它們不能被方法學的諸多權力慾望先行截殺。 最後，總結一句，方法論的論述形構當然會在一定程度上框架我們的經驗認知與事實認定，也因此，討論方法論的問題就必定帶動更深刻的權力交戰。對方法論各個層面的權力操作，在座的文化研究者一定是深有體認的，這大概也是今天座談會最希望帶動的思考和討論。 　 林文淇： 非常謝謝！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解構似的操作。我們今天在談文化研究方法論的問題時，前兩位開場都表示這是一個很怪的，只能說很有意思的，到何春蕤這邊就說得很清楚，怎樣去看待方法論，本身你的方法到底是什麼，這就值得思考。接下來歡迎陳奕麟。 陳奕麟： 我今天才發現今天主要是要講方法論和方法學。我承認我是唯一沒修過方法學和方法論的課，所以基本上我沒資格談這個問題，但我也感謝前三位說得那麼抽象，因為我今天要講的東西一點都不抽象，而且是蠻具體的，趁此機會來回應三位發言人的話，大概不太可能。但我也想謝謝理事長來邀請我來參加這個座談，他第一次跟我聯絡大概是兩個月前，我在倫敦，我是剛好要回來六個月，所以很高興可以參加這次座談。我知道他也希望我跟大家交換一下我在英國的經驗，因為我在英國的倫敦的Westminster大學跟另外一位歷史學家合辦了一個文化研究的program，叫做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當代漢人社會的文化研究這樣一個碩士和博士課程。不過我沒跟理事長說，他跟我聯絡不久之後，我就決定把那個工作辭掉了。所以我今天能不能代表這個program來講話，也許是一個疑問，不過我想這是一個小問題。我為什麼離開那個program其實並不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我還是覺得就是前三年的經驗，我幫他們籌備及進行這個program的過程中，也意識到很多問題，這些問題也很值得跟大家溝通一下 。我覺得這些問題在台灣成立同樣的program的時候也許會遇到，也許有很多我們預先沒辦法想到的問題。所以我今天願意講我最近三年的經驗，是希望大家能夠思考一些也許在表面上，大家還沒有看到的或還沒遇到的問題。因為有些朋友不很清楚這個program，我們前年在倫敦還隆重舉辦了一個開幕典禮，舉辦了國際研討會，還請了三位在場的台灣朋友去參加，還有幾位大陸學者，還有一些美國跟歐洲的學者，那次會議其實蠻成功的。這樣的一個program，的確是，表面上是蠻有貢獻的。而且我相信，我們做的研究其實也都是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Studies。而且這個program它的目標、它的欲望、它的想法我想是很好的，有很多優點的。 事實上，我今天要提出的問題，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很關心的，就是什麼是文化研究？怎麼樣將它組織化？怎樣安排它的課程？怎樣推廣它的學術理想？我們都知道文化研究不是一個學科，或是換句話說，也可以說是一個非學科性的學科，也許我們可以稱它是一個subject，但我們都知道很多不同的學科都有貢獻，社會學家也有貢獻，人類學、心理學、大眾媒體、文學等等。這樣的一個其實我們都承認它是一個跨學科的學科，但當我們想要設計這樣一個program時，我們會從它的內容去設想它的課程，就是我們問的問題，往往都是：文化研究是什麼東西？應該提出什麼樣的課，應該牽涉什麼樣的理論，包含什麼樣的領域或是研究方法等。 我想這些問題應該都是要問的問題。但是我覺得我們往往在思考這種問題時，這個內容是有它的好壞沒錯，但我們往往會忽視，這樣一個學科，它的作用是什麼？不同人對同樣的東西會不會有同樣的看法、同樣的意義，它的位置是什麼？我們往往不會想到這種問題，我先把這種問題舉出來，我希望最後我再回答這樣的問題，用台灣的例子來說明，我們為什麼要討論到這樣的問題。 下面我不說抽象的東西，我要說故事，這個故事其實蠻有趣的。三年前，有位Westminster大學的研究員寫信給我說他們想要成立一個Chinese Diaspora Studies的碩士課程，他問我這樣的一個學科好不好？亞洲學生會不會對這個有興趣？第一個問題，我就說我評價不高，我知道diaspora這樣一個議題，在西方某些知識界裡頭爭論的一個很重要的議題。但我跟他說我個人認為這樣的一個議題不好，可能吸引不了學生。至於亞洲學生會不會對這個有興趣，我想據我所知，興趣不大。過了幾個月之後，另一位研究員寫信給我說，他們決定要成立一個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碩士跟博士班，他就徵詢我的意見，他們想要聘一個新的研究員來幫他們籌備這樣一個program。我看到那個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這個東西還蠻有趣的，我反而對這個東西有一些想法，我就說我不但覺得這很可能是一個好的program，而且我有興趣申請這個職位。所以三年前他們就聘了我，我就從１９９８年９月到倫敦去了三個月，幫他們撰寫計劃書，我們先要把一個計劃書寫出來，送給一些審查員來審查，審查完了之後，要在學校舉行一個會議，來說明這個課程，完了之後才可以招生。前年我們頭一屆的，有三位學生，兩位來自大陸，一個來自台灣；第二屆有兩個學生，一個是西班牙學生，正在漢學，一個是日本學生，研究媒體。這樣的一個議題表面上是很有趣的，因為我們對這個東西有一些很有趣的構想，譬如說我的同伴主要研究中國近代史，尤其是當代大陸，他主要的理論興趣是性別研究。我認為我的主要興趣不在中國大陸，而在台灣、香港、新加坡等海外華人社會，而且我覺得我做的研究基本上是社會科學，當然也對歷史有興趣。因為我們兩之間有很好的合作關係，分工是不錯的，我們發現這樣的一個program，應該是對很多人有吸引力的。譬如說，我當初在想，假如我是一個學生我要到英國或美國去搞這樣的一個研究時，我應該要申請哪一種系，我會考慮到這種問題。而且你會發現，尤其是在歐洲，所謂的東亞研究系，他們都非常傳統，如果我只對台灣當代的文化研究有興趣，我到那邊學位的話，我也許必須學歷史和語言這一類的基本課程，我會覺得為了要研究當代台灣、香港或這種問題，我為什麼要唸兩千年中國歷史？我為什麼要從中國，這樣一個文明核心去談到這些問題？我覺得其實沒有必要。 這剛好反應到什麼是文化研究的貢獻。因為我覺得文化研究，它是可以提供給我一個理論的工具，來探討我所要探討的當代文化問題。所以我對這個區域的興趣，跟我理論的興趣，可以透過這個program配合，可以進行，所以我覺得這樣一個構想其實是不錯的。我們必須要考慮到中國不只是中國大陸，Chinese其實也包括所有的華人，為什麼要以中國為中心，為什麼要以中國文明為基本架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對西方學界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跟架構。 可是在進行的過程中，我們遇到很多題，這個我想很多都是我自己的詮釋。但是我們發現，其實同一個東西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義。譬如說也許我們是希望這樣一個東西可以吸引這些西歐學生，如果他們想搞這樣的東西可是沒地方，他們只有兩種選擇性，一個是從文化研究，一個是東洋研究。尤其是在英國，我們台灣學生會遇到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就是，他們會發現在唸文化研究的時候，非亞洲專家的教授們都不太願意指導亞洲學生，因為他們覺得他們對亞洲不熟。這也是我的同事，第一次遇到的最大的問題，剛好也是對英國文化研究最大的批評。因為不管在方法論或是認知論上，實際上英國的文化研究還是相當西歐主義的，在某個角度來看，很難超越這樣一個限制，所以理論上是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不過你要想一想，事實上，對亞洲學生來講，為什麼這種東西沒有吸引力。剛好我們看到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我發現其實亞洲學生對Chinese Studies有反感。什麼叫Chinese Studies？我訓練出的學生，因為他們唸的是社會科學或人類學，他們當然到國外去時，要唸人類學、社會學，或者文化研究，幹麻要到專門搞漢學或亞洲的東西？一講亞洲研究，我根本不認同，我做的不是亞洲研究。可是你如果到英國去，不管你做什麼，類似文化研究或社會科學，他們自動會把你歸類為亞洲研究，這是不可避免的問題。我想對歐洲學生來說，所以我說對不同人的詮釋也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在新加坡跟學生聊天時，我發現我們希望要培養出做亞洲文化研究的學生，其實是在做local studies，新加坡研究，他們也同樣一聽到Chinese Studies，他們就說他們對這個有反感。 我本來是希望說到一些體制的問題，這些其實都很重要，因為我剛開始時我就問我們在規劃這種東西時，我們往往不會問我們做這個是幹麻？有什麼作用？其實我在國內教書時，我也可以問：我們為什麼需要那麼多人類學學生？他們畢業以後要去幹什麼？我們做研究是非常單純，其實我教這個東西，學界是個象牙塔，我們可以不用考慮這些，我們只要考慮我們的學問好不好？我們可以不用考慮學生畢業後要幹麻？他到底在吸收什麼東西？我們教的這個是一個技巧？還是教一些問題意識還是什麼？其實我覺得這個想法也是不對的，因為我剛舉的在英國的問題，我會發現我遇到的問題，都是牽涉到這類問題，而不是這個學科內容的問題，學科好壞，你是哪一個學派，等等。 你可以成立一個這樣的program，每一個人對文化研究有不同的詮釋，根據不同的解釋，我們都可以成立我們所喜歡的文化研究的program。但我們遇到的問題，往往不是純粹學術的問題，而是這個牽涉到那些作用。在西歐的學生，其實比台灣的學生，還會更考慮這些實際問題，因為譬如說我剛舉了一個例子，為什麼我所收的學生那麼少，其實我們一個英國學生都沒吸引到，非常不成功。我想也會考慮到這樣一個問題，我唸這個culture studies，我畢業後我只要拿一個碩士學位，我要幹什麼？有什麼樣的工作會承認我的學位，會承認我這一個價值？我相信因為我們是教書的，所以我們不會想到這些問題，但我想學生多少會想到這些。而且在籌備這個program時，我們一個很大的失敗是，我們沒有跟這些機構接恰，我們做的是文化研究，但是文化研究的工作牽涉到什麼？假設我們希望培養一些人到博物館去工作，我們當然必須要培養這種關係，因為最後是這些機構要吸引我們的學生，我覺得這種問題也是非問不可，在我們規劃這個學科時，我們往往不會考慮到，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盲點。謝謝！ 　 　 上一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