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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陳光興論文的回應：
針對陳光興的論文，我的回應主要集中在陳光興論文所提出的三個看法：(一)陳光興論文裡企圖解釋本省人和外省人不能互相理解，以致於不能「和解」的主要的理論架構；（二）在這意識形態衝突當中老百姓（外省族裔或是本省族裔）所扮演的角色；（三）對國家現代化的期望在這種種身分認同糾結所造成的無形影響。
（一）為什麼大和解不可能?
為什麼大和解不可能？陳光興提出的主要論點是：殖民主義主宰了本省人的歷史經驗，冷戰則主宰外省人的歷史經驗，「因為生活在不同的結構中，殖民主義與冷戰這兩個不同的軸線製造了不同的歷史經驗，這些結構性經驗身分認同與主體性，以不同的方式在情緒/情感的層次上被建構出來。」（頁9）此外，不同的「日本情結」也是「本省人」與「外省人」對立的部分情緒基礎；外省族群在中國的抗戰經驗使得外省族群懷有濃厚的敵視記憶，而背負殖民歷史經驗的台灣人則展現被殖民者對殖民母國通常懷有的曖昧情懷，愛恨交加。根據陳光興的說法，「第三世界對於殖民者共有的愛恨情結vs.
反日之為「中國」當代民族主體的關鍵元素。這個關鍵性結構上的差異，是以「日本」想像為核心的中介，對於日本態度的分野，是當代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對立的情緒基礎，也是「台灣人」與大陸「中國人」無法相互理解的主因。」
我的看法基本上和陳光興上述的論點有相當大的歧異。我認為，陳光興的核心論點（亦即：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對立衝突主要因歷史經驗造成──前者的情緒基礎建基於殖民經驗，而後者的情緒基礎則被冷戰經驗主宰，這是造成本省和外省族群對立的主要因素，由於無法理解彼此的歷史經驗而導致對立衝突）以及連帶的對日情結等等看法並無法解釋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衝突對立。在台灣談省籍衝突，我想不能忽視省籍衝突中的所謂「本省人」在歷史經驗上有不可忽略的世代記憶斷層問題。戰後出生的「本省人」和曾經有日據經驗的「本省人」的歷史經驗大不相同，殖民主義並不在他們的情緒結構中扮演如同陳光興所說的重要角色。冷戰反而是這一代台灣人的主要歷史記憶。陳光興的理論只適用於李登輝一代的台灣人和隨國民政府從大陸移居來台灣的外省人；戰後出生的世代，不管是被標示為台灣人或外省人，基本上都是在冷戰經驗中成長的。不同世代的台灣人有不同的歷史記憶和經驗。陳光興論文中所提出的「冷戰不太是本省人的主要歷史記憶」（頁26）頗有商榷的餘地。
事實上，陳光興論文裡對電影《多桑》裡一個場景的分析已經展現「本省人」與冷戰經驗的密切關係：電影裡多桑年輕的兒女只說「國語」、罵多桑是「汪精衛」、看球賽視日本為對手而全面支持「中華隊」，與多桑大唱反調。這種種細節都可以印証戰後出生的台灣人的歷史經驗主要受陳光興所說的冷戰結構主宰，日本殖民主義並沒有扮演太重要的角色。片中本省家庭父親和子女之間的衝突主要來自於因為成長於冷戰意識形態系統的年輕世代已無法了解上一輩殖民主義經驗的心理烙痕。換句話說，戰後台灣人生長於國民政府掌控的教育和媒體系統，國民政府所推行的「中國」國族主義以及連帶傳播的「中國」歷史經驗，往往是這個世代「本省人」所（想像）的歷史傳承經驗的一部份。戰後「本省人」的歷史經驗和「外省人」一樣，都籠罩在冷戰結構之下。討論台灣省籍衝突和和解之道，我們不能不注意到戰後出生的「本省人」和「外省人」所擁有的歷史記憶並非那麼決然不同。如果說省籍衝突不是僅限於戰前出生的「本省人」和「外省人」，顯然衝突的原因和和解之道必須要在陳光興的論點之外的方向去思考和發展。
我並不是說，戰後出生的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歷史經驗和感情結構是完全一樣的，而是說，陳光興所提出的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衝突主要因為這兩個族群有不同的歷史經驗，這樣的看法並無法解答這次座談所設的議題：「為什麼大和解不/可能？」
2. 無辜的老百姓？
陳光興認為，「當代台灣是如何在殖民主義與冷戰的兩個交錯結構中，生產出不同的情緒結構，造就了衝突矛盾的情緒基礎。情緒結構的問題還是存在『人民記憶』，也在『無辜的』老百姓的身體、意識與欲望中運轉。」老百姓既是無辜的，只要我們能了解彼此認同基礎是建基於不同的歷史經驗，而這不同的歷史經驗又取決於不同的意識形態結構（一者為殖民主義，另一者危冷戰意識形態），那麼在充分了解彼此歷史經驗的不同和其背後的意識形態結構之後，「無辜的」老百姓只要彼此有善意，願意試圖了解對方的歷史經驗，和解的曙光就會出現。針對上面這樣的假設，我已經提出我的看法：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衝突，癥結不在彼此不了解對方的過去和歷史記憶，而在其他更複雜的層面。可能在哪裡呢？我想以一個我不久前參與的文學獎評審現場的爭議為例來談這個問題。在這過程當中，我想進一步探討所謂「老百姓是無辜的」這樣的說法所牽涉的問題。
我所說的這場文學獎評選的討論最後取決於一個關鍵問題：是不是要把這個文學獎頒給一位著名的本省女作家。在那僵持不下的冗長討論過程當中，我突然意識到，堅決反對把獎項頒給這位候選人的評審在意的不僅僅是這位作家長期以來作品中對「性」這個議題激進的描寫和處理方法；更重要的是支撐評審者文學品味背後的「文學理念」問題。引發爭議的這位作家寫作風格所擅長的是台灣庶民階級的「俗麗」，與中國「正統」文學傳統所信奉的文學之美相去甚遠。這個評審過程的衝突暴露的其實是兩種文化觀的衝突。走過台灣戒嚴歲月的人應 該都知道，這樣的衝突涉及的正是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說的「知識性暴力」（epistemic violence）以及這樣的暴力所建立的「真理的王國」（regimes of truth）。根據傅柯的看法，真理的建立無法獨立於權力的運作（operation）之外；真理的成立端賴所謂「知識階層化」（hierarchization of knowledges）的過程，這過程逐漸建立一討系統來排列各類知識（或文化），分配它們的位階，而在地庶民知識文化（"le savoir des
gens"）就往往被編派為位階較低的、相對於「科學」、「真理」的「非真理性」知識。（Foucault 1980：82，131；Smart 1986：164）我要說的是，戒嚴文化其實就是這樣的「知識性暴力」過程，中國古典美學觀逐漸被塑造為文學品味的「真理」，而台灣在地庶民文化逐漸被貶低為到低階的位置。換言之，台灣庶民文化成為傅柯所說的「臣服的知識」（subjugated knowledge）。提出這樣的看法，並非主張把兩種文學觀的位階對調，而是企圖指出，文學觀的衝突不宜等閒視之，因為這背後牽扯的其實是兩套價值觀和認同體系，對本省人和外省人衝突的深層情緒心理結構更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在這衝突的結構當中，有兩個問題要特別釐清。第一，陳光興認為，錯只錯在政府和國家機器，百姓是無辜的。這樣的看法其實是把權力視為「集中式」 的，只掌握在少數人手裡。但是，傅柯提醒我們，權力其實是分散而無所不在的，所有的人都在這網絡當中參與權力的運作（operation）（Foucault 1990：92-6）。在我所說的文學獎評審過程當中，為了支撐大中國敘述所形成的「知識性暴力」並非直接顯現於所謂「國家機器」與「人民」的衝突，文學獎評審之間的爭議不過是台灣社會日常生活中這種「知識性的暴力」展現的一個事件，嚴格地說，台灣的老百姓無時無刻不參與這權力的運作，以個人或大或小的力量支持鞏固或質疑顛覆這權力結構。相對於陳光興的看法，我認為「老百姓不是無辜的」。把百姓和國家機器對立起來，視權力集中於國家機器而老百姓都是無辜的這樣的理論可能造成的效應就是封閉了我們（一般老百姓）反省的空間，把過錯通通歸諸於國家機器而迴避了進一步挖掘和探討問題的挑戰。另外，我要澄清的是，就像前面在談歷史經驗時我們必須注意到「本省人」這個歸類的世代差異，對上述「知識性的暴力」的權力結構，也並非所有的「本省人」和所有的「外省人」都壁壘分明。換句話說，我們不能把本省人視為無辜的受害者，而忽略了她所扮演的「共犯」角色。借用法蘭克福學派有關「群眾」這個概念的相關討論，我們應該注意到在管制社會（administered society）裡的群眾的意識和所作所為往往深受主流意識形態影響（Arado and Gebhardt 1982:199），以及傅柯所說的群眾內化主流意識，自動參與主流權力結構運轉的問題（Taylor 1986：84）。本省人和外省人在這「知識性暴力」和所謂無辜/加害者的辯証當中並非是二元對立的。
3. 國共內戰不是簡單的派系奪權鬥爭...也是競爭如何使「國家得以邁向現代化道路」的路線之爭。
此外，省籍衝突中最常被擺在檯面上的統獨之爭，我認為也是不可不面對的問題。陳光興談歷史記憶，認為「國共內戰不是簡單的派系奪權鬥爭...也是競爭如何使『國家得以邁向現代化道路』的路線之爭」。統獨之爭也可如是觀。主張台灣和中國統一或是台灣獨立，背後牽涉的其實都是人民期待什麼樣的國家以及這個國家在全球現在化潮流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對廖朝陽論文的回應：
統獨之爭其實是台灣人民期待什麼樣的現代國家問題。這樣就帶到廖朝陽論文所探討的「民主民族」。依廖朝陽的說法，他和趙剛對「民主民族」看法有個相當大的不同點：那就是廖朝陽「不把[差異]當作普世現代性的潛在敵人，而把它視為含有希望的，現代性的徹底化」（p.2）：「根本民主要成立有一個前提，就是要『認識到由不同的主體位置架構出來的各種對抗有其特殊性』......在觀念上不接受『主體是一個性質統一而且具統合力的本質』，而是偏向『不斷協商，不斷開啟新的摻搭[hybrid]認同，新的短暫結盟』（p.3-4）
那麼，主體如何「不斷協商，不斷開啟新的摻搭[hybrid]認同」？廖朝陽認為主要是透過「重複（過去的延續）與創新（向未來的發展）」才得以進行。（p.4）歷史記憶因而非常重要，他接著引用Benjamin的「西洋棋機器」來說明這個看法：「一種『過時的』思想形式（神學）與最現代的事物接軌，產生各種徵兆，為我們預示未來的圓滿狀態」。希望的曙光於此乍現。（p.5）
透過對朱天心作品〈古都〉的詮釋，廖朝楊進一步推展對「過去記憶」的辨証，認為「過去」當然並非扮演絕對的重面意義，「歷史僵化」將造成族群的封閉性，阻礙民主民族的形成。在小說結尾主角闖入一個類似桃花源社群時所感受的不安，正是因為這個社區凝結時間，凝固歷史：「保存過去的要求在這裡並沒有轉向文化中介，反而淪為封閉的物質經驗，退化為族群的『頑固標籤』」。（p.7）而透過對宋澤萊小說〈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的解讀，廖朝陽主要想印証一個看法：「我們不能漠視人活在特殊經驗性與過去之中的事實，任由魔界或法西斯勢力加以挪用」。（p.11）最後，廖朝陽指出，對過去的執戀在正面的意義上其實開啟了一種可能性；「最簡單的懷舊也含有部分烏托邦衝力，指向受壓迫者的真實歷史，但總是含有可以開發的，進步的文化意義。」（p.12）
以上是對廖朝陽複雜論文辯証的濃縮整理。雖然我對朱天心〈古都〉小說結尾的解讀和廖朝陽大不相同，也不同意小說末尾引用連橫〈台灣通史序〉「婆沙之洋」等等，意在召喚希望和點出解決族群問題之道，反而認為這個結尾乃是採用一種反諷的手法象徵台灣不是世代以來移民所追求的「桃花源」，而表達徹底絕望的心情，基本上我對廖朝陽的理論並無太大的意見，只是不知肯定「差異」重要性，強調「特殊與普世性」必須產生互動，以及重視「過去」對現在開啟契機這些抽象的理論概念將如何實際操作來化解族群的衝突與對立？
在廖朝陽理論的基礎上，我們還要追問：差異來自何處？「特殊與普世性」的互動如何進行？歷史記憶在現實情境下的正面創意性挪用是以哪一種形式展開，方能開啟族群共存的希望？我不認為差異來自於陳光興所描述的歷史經驗和記憶的不同。我認為更關鍵性的差異來自於不同族群在台灣歷史過程裡所發生的「知識性暴力」所帶來的結構中所佔取的位置，以及個人對這樣的結構的認知和回應態度。我也認為，如果沒有帶進有關「知識性暴力」以及相關的「臣服的知識」的反思，所謂「特殊與普世性」的互動很容易只落入空泛的概念。
我對廖朝陽所提出來的有關歷史記憶的看法相當同意。我特別對廖朝陽所說的「最簡單的懷舊也含有部分烏托邦衝力，指向受壓迫者的真實歷史，但總是含有可以開發的，進步的文化意義」這一個主張感興趣。對歷史記憶的眷戀和懷舊往往被視為反動保守的論述取向。陳光興和廖朝陽的這兩篇文章卻不約而同的強調歷史記憶的積極意義，以及挖掘過去開展未來契機的可能。廖朝陽在論文裡深入談歷史記憶，反覆辨證歷史過去和文化遺產可能帶出的激進政治意義。召喚歷史不應只被簡單地視為反動盲目的懷舊，反可藉著時間的多層重疊帶出未來的希望。對過去的眷顧其實表達了想要介入現在形塑過程的慾望；換言之，過去和歷史所提供的並非只是凝固不動的世界，而是與現在互動，並藉此讓過去和現在都得以更新的可能性。廖朝陽認為，當記憶朝「非理性」靠攏時，往往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應，打斷時間並開展未來的可能（Liao 1999：23-4）。過去和「傳統」因此可能代表相當豐富的寶庫，提供「介入現在」的重要契機。
廖朝陽的論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觀點，但是，我卻覺得這抽象的理論層次探討讓人意猶未盡。這些重要的概念在面對實際台灣種種問題時的演練情形究竟如何？我在一篇文章裡企圖把台灣庶民記憶涉及的「知識性暴力」問題和廖朝陽主張的開展歷史記憶激進面向的概念作某種程度的結合，以便較具體而實際地演練非懷舊式的歷史記憶召喚的可能方式和其激進的政治意義（邱貴芬2001）。有關台灣庶民文化和記憶，在當代論述中並不多見。不過，我認為，要探討陳光興所說的本省與外省人的衝突，以及廖朝陽所說的歷史記憶的激進意義，台灣庶民文化和記憶都是不可忽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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