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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傳媒教育運動：
「網絡模式」的新社會運動
李月蓮，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版權所有
《摘要》
這篇論文採取宏觀社會學的角度，研究香港傳媒教育的崛興及發展模式。研究發現香港的傳媒教育，並非由上而下的縱向指引發展，而是由下而上的自發性運動，與英國及加拿大十分相似，是以「新社會運動」的形式進行。筆者在此論文中提出「網絡模式」的概念架構，從網絡啟動、網絡形態、網絡樞紐、網絡溝通和網絡鋪延五方面，闡釋香港傳媒教育運動的性質、結構及發展過程。
關鍵詞：傳媒教育、新社會運動、網絡模式、批判的自主、網絡鋪延
在後工業時代的知識型社會，傳媒的影響力不僅沒有遜色，反而愈來愈大，推廣傳媒教育（media education）的呼聲因此也愈來愈高。在二○○○年，在多倫多參加傳媒教育國際高峰會的國家多達五十五個，當中既包括了傳媒發達的先進國家如英國、澳洲、加拿大、美國及北歐諸國，也包括了第三世界國家如印度、菲律賓、阿根廷及墨西哥等（Duncan, 2000），顯示踏進二十一世紀，傳媒教育已經普及，並作環球性的發展。
在華人地區，中國大陸的傳媒教育仍未啟步，至於台灣及香港，在一九九○至二○○○年的十年間，傳媒教育已經由萌芽至茁長。香港在九七年之後傳媒教育發展迅速，到了二○○一年，參與有關活動的學校及團體愈來愈多，教材及教科書也出版了五套，成績斐然。在香港，傳媒教育的目標，是提高大眾尤其是年青人的傳媒素養（media literacy），讓他們能認識、分析、善用及監察大眾傳媒。
這篇論文採納宏觀社會學的角度，研究香港傳媒教育的崛興及發展模式。這個研究發現，香港的傳媒教育並非由上而下的縱向指引發展，而是由下而上的自發性運動，與英國及加拿大十分相似（尤其是後者），是以「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的形式進行。論文並提出「網絡模式」（networking model）這個概念架構，闡釋香港傳媒教育運動的機制、結構及發展過程。由於研究發現香港的傳媒教育呈網絡式擴散，文章還探討香港傳媒教育在廿一世紀的網絡鋪延的新趨勢，以及此等趨勢對海峽兩岸華人社會發展傳媒教育的啟示。
這個研究以深入訪談及問卷調查為主要資料搜集方法。接受深入訪問的人士共二十五位，包括在香港推動傳媒教育的主要機構成員及教師（見附錄一的訪問名單），訪問於一九九九年八月至二○○一年九月間陸續進行，部分更有後續訪問。此外，並在二○○一年三至五月期間在香港進行傳媒教育調查，這個調查的對象包括全港中學、青少年服務中心、社區中心及參與傳媒教育的相關組織。調查向六百三十二間機構發出問卷，問卷屬開放式設計，主要目的是詢問這些機構有沒有舉辦傳媒教育的活動、有關活動的內容性質和這些機構對推動傳媒教育的意見。調查並不要求那些沒有舉辦傳媒教育的機構及學校寄回問卷，而寄回問卷表示曾經及正在舉辦傳媒教育活動的機構共有七十二間。而在調查過後，有三間機構主動報告，另有一百一十間學校參與它們舉辦的傳媒教育計劃。
壹、新社會運動與傳媒教育
丹尼•貝爾（Daniel Bell）在一九六四年提出「後工業」（postindustrial）一詞，指出人類社會要由「工業社會」（industrial society）轉型至「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社會結構及文化將起革命性的改變，而人類歷史也會進入一個新階段。
社會學家發現這個鉅變令社會運動的性質也產生變化。在工業社會，最大的社會衝突（social conflict）源自階級利益的矛盾，所以一直以來社會運動都是政經掛帥，無論是勞工運動還是政治運動，都是階級主導（class-oriented），目標是向既得利益階層爭取物質利益（material gain）。但當現代社會步入「後工業時代」之後，新的社會衡突出現，所以也產生了新的社會運動形態。在後工業社會裏，人們不能再容忍德國社會哲學家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所稱的「生活世界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lifeworlds）的梏桎，反對國家政權及商業集團對個人生活的約束及操控。所以在民間社會開展了一連串的「新社會運動」，爭取的並非是政治及經濟利益，而是個人生活方式及價值觀的自主權，並且反對文化壓迫。在七十至九十年代，在世界各國出現的和平運動、環保運動、女權運動、同性戀運動、墮胎合法化運動、多元文化運動、消費者權益運動，都是屬於「新社會運動」的範疇（Melucci, 1988, 1996; Porta & Diani, 1999）。而這篇論文關注的傳媒教育運動（media literacy movement），也屬同一類的社會運動（Dufour, 1990; Lee, 1997）。
「新社會運動」具有一些特色，明顯與舊社會運動有別（參考表一）。首先，新社會運動是議題主導（issue-oriented），而這些議題是屬於社會及文化範疇，並且超越國界，是普遍性的社會問題，例如環境保護、女性權益、傳媒教育等。第二，參與運動的活躍分子主要來自「新中產階級」。所謂新中產階級是教育程度高的專業人士，而舊中產階級則指小商人和小地主。以前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士大多數要捍衛自己的階級利益，但新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卻不以階級利益為念。例如在加拿大及英國等地區推動傳媒教育最奮力的是教師及大學講師，他們都是具有專業資歷的知識分子，但他們參與傳媒教育運動並非為自己的階層爭取福利，而是為年青一代設想。第三，所有「新社會運動」都嘗試帶動社會改革。運動的倡議者透過推動新的價值觀及生活方式以改進社會（Scott, 1990）。例如傳媒教育運動透過督促傳媒公正地塑造弱勢社群的形象，推動社會平等的觀念；又敦促觀眾及讀者用批判的眼光，檢視大眾傳媒鼓吹的生活方式是否適合自己。
表一：新社會運動與舊社會運動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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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會運動 |
舊社會運動 |
| 性質 |
議題主導
（社會文化議題） |
政治經濟體制鬥爭 |
| 參與者 |
新中產階級 |
非當權的政經階級團體 |
| 目標 |
社會改革
（價值觀改變） |
政治革命
（政治改變） |
| 信念 |
自由及自主
（反對價值觀及生活方式的操控）
（反對文化壓迫） |
社會公義
（反對政治壓迫和階級剝削） |
| 場地 |
民間社會 |
政體 |
| 組織 |
網絡式、鬆散架構 |
科層式、中央集權架構 |
第四，所有「新社會運動」都具有一個基本信念，就是尊重自由及個人自主，反對不公平的社會操控及中央管制（Eyerman & Jamison, 1991; Melucci, 1994）。在新社會運動的文獻裏，常常可以看到「個人解放」、「個人自由」、「自我管理」等名詞。而傳媒教育運動正是希望透過提高大眾的傳媒素養，去達到「批判的自主」（critical autonomy），不讓傳媒牽著鼻子走（Masterman, 1985, 1992）。第五，「新社會運動」進行的場地是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它要改變的並非政治或經濟制度，而是民間社會裏的文化價值觀（Offe, 1985）。以傳媒教育運動為例，就是爭取改善傳媒的制度和表現。第六，「新社會運動」有不同的組織模式。舊社會運動是透過政治動員（political mobilization）去爭取改革，而「新社會運動」則是透過引介文化創新（cultural innovation）如新思維、新規範及新的生活方式去帶動改革。故此，舊社會運動一般由正規及科層式的組織做動員工作；而新社會運動的組織架構大多數比較鬆散、非正式和小規模（Johnston et al., 1994; Klandermans & Tarrow, 1998），強調非正規的網絡連繫及草根式的參與（grassroots participation）。以加拿大七○及八○年代的傳媒教育運動為例，它之能夠成功地迫使教育部把傳媒教育課程列入中學必修課程，主要靠多個團體非正式的聯合爭取而達到目標。在加拿大及英國等地，傳媒教育運動作為一項「新社會運動」，基本上都具備以上的特色。
在任何社會運動中，社區網絡及參與者的人脈關係對推動整個運動，都有重要的影響力（Porta & Diani, 1999）。尤其是新社會運動，由於它不以嚴密中央式統籌的方法動員民眾，而是著重透過網絡關係來連繫參與者，故此它的網絡機制是運動的關鍵架構，也是了解運動推展必須研究的重要項目。換言之，解構一個新社會運動的網絡機制，有助認識此項新社會運動的發展過程及成敗要素。
故此，本文提出「網絡模式」的概念架構（見圖一），用來分析一個新社會運動的啟動力、結構、組織之間的互動和參與者的網絡關係。簡括而言，用網絡模式去分析新社會運動，可分為五個層次：（一）網絡啟動。探討張啟這個網絡的動力來源，即這個運動的原動力，包括社會動力（social forces）及個體投入（agency efforts）；（二）網絡形態。研究這張網（net）上究竟有多少個網點（node），即參與組織的數量，並分析這些網點的性質及分佈情形；（三）網絡樞紐。觀察網絡上的樞紐，即核心組織及中堅份子，了解它們的功能；（四）網絡溝通。研究網絡上點與點之間的線，即溝通的渠道，這包括了組織連繫（如夥伴關係）及人際連繫（如多重會員身分），並探索參與組織在資訊、資源、理念、專才等方面的分享。（五）網絡鋪延。探討網絡保持活力及持續發展的策略。下面就以新社會運動及網絡模式的概念來分析香港傳媒教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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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啟動
（社會動力及個人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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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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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形態
（網點的數量、性質及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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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樞紐
（核心組織的領導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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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溝通
（網線的連接：組織連繫及人際網絡）
（資訊、理念、資源、專才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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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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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鋪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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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網絡模式
貳、香港傳媒教育崛興的社會背景
香港的傳媒教育在八○年代已經醞釀，但真正的發展還是九○年代末香港回歸中國以後的事。但香港的傳媒教育起步比其他國家要遲，原因有好幾個。首先，香港人公民意識薄弱，不大關心自已的文化及社會。雖然香港的傳媒一直以來的表現並不令人滿意，暴力色情刊物更大行其道，但只有少部分人主動提出批評，一般市民大眾並沒有想過要採取行動去改善情況。這種冷漠，有人認為是中國人「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傳統陋習造成，其實這與殖民地政府刻意忽視公民教育更有關係。故此，香港人雖然知道傳媒的影響力大，但他們並不致力改進傳媒環境，也沒有想過要教育下一代怎樣和傳媒打交道。
過往英國殖民地政府以經濟掛帥，推動香港人追求經濟繁榮，不鼓勵他們思考政治及社會問題，令香港人變成功利主義者，崇尚物質生活，對文化事務特別輕視。傳媒教育關心的是傳媒環境和文化質素，與經濟生產沾不上邊，所以不受注意是可以理解的。
自八○年代開始，傳播科技突飛猛進，傳媒的威力更增，當世界各國都正在反思傳媒的影響及考慮推行傳媒教育時，香港卻陷入「九七問題」的困擾。由一九八四年第一輪中英會談開始直至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這十多年間，在國際上是傳媒教育發展的飛躍期，但香港由於整個社會的精力都集中在中英政府之間的角力，很多中產階級及知識分子更萌移民之念，根本就無暇關注傳媒的表現及其對文化和社會的影響。事實上，在這十多年間，由於九七問題的拖累，香港很多社會問題都被擱置不理，傳媒教育只是被忽視的一個小環節而已。
此外，香港教育太重視考試及學業成績，一些與考試無關及對升讀大學無幫助的科目，一向不被注意，只有學術及實用科目才有機會在學校課程中穩佔一席。傳媒教育既非學術科目，對學生日後如何謀生又幫不上忙，所以不容易引起關注。其實在八○年代，一些個別團體如電視意識醒覺協會及影響行動中心，都在默默耕耘，向青少年及社會人士介紹傳媒的影響（黃國富，個人訪問，二○○一年六月十九日）。可惜它們力量單薄，未能形成傳媒教育的社會氣候。
奇怪的是，當香港回歸中國以後，傳媒教育突然在香港有了發展的空間，而且迅速地發展，這相信與回歸後香港傳媒環境劣質化及國外傳媒教育思潮的引入有關。
九○年代中以後，香港踏入「後殖民時代」（post-colonial period）的嶄新歷史階段。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人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就是朝著政治民主開放、經濟自由創富及文化多元發展的路向前進。要達到這個理想，香港的傳媒必須做好監察政府施政、領導社會反思及反映民意的角色，讓大眾市民就如何實踐一國兩制理性地展開討論。但很可惜，回歸以後的香港傳播媒介出現兩個情況：（一）後殖民時代的開展引致傳媒自我審查及新聞的非政治化；（二）「市場導向新聞學」的流行造成傳媒環境劣質化。
回歸後的香港依然享有新聞自由（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1999），但有跡象顯示新聞界的自我審查正危害新聞媒介的可信度：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調查指出，四分之一的受訪者極度關心自我審查的情況，而新聞的可信度也每況愈下（Vines, 1999；蘇鑰機等，1999）。除了自我審查外，回歸以後另一個引人關注的傳媒趨勢是新聞的非政治化（劉慧卿，2000）。在一九八四至九七年期間，香港傳媒提供大量政治新聞，很多報紙還另闢「政情版」，新聞工作者也出現政治記者這個類別。但回歸以後，一方面由於特區政府不鼓勵政制討論，另方面香港社會瀰漫著強烈的政治無能感，所以不少新聞傳媒也放棄以政治新聞為賣點，把篇幅撥給非政治議題，大大減少了政治新聞報導。香港步入後殖民社會之後，面對政治權力重組及民主政制發展等問題，其實甚有詳細報導和分析的需要。但香港傳媒在回歸以後，報導突發新聞及娛樂新聞往往比政策事務還要多，新聞瑣碎化的情況愈來愈嚴重，令香港人對新聞傳媒逐漸失去信心（Lee, 2000）。
正當香港的傳媒轉趨非政治化的時候，以謀利掛帥的市場導向新聞學在香港大行其道。大眾化報章不受社會責任及專業道德的制約，令煽色腥的不良資訊到處泛濫，嫖妓指南在家庭報章中刊登，色情網站及性服務的廣告公然出現在青少年雜誌上。在市場導向之下，新聞價值觀也起了負面變化，新聞侵犯私隱，混淆對錯（李月蓮，2000）。其實市場導向新聞學在外國也很盛行，但它的負面影響不及在香港來得嚴重。在香港，新聞非政治化的趨勢替市場導向的新聞處理火上加油，由於不想議論政制又不敢批評中國，報章只好轉向軟性新聞，催化了「狗仔隊」的普及。而且劣質化的情況不限於報章雜誌等新聞傳媒，連電影、漫畫、廣告等也販賣不良訊息，鼓吹不必要消費。
傳媒的惡劣表現引起公眾的廣泛不滿，連香港六大宗教領袖也打破開埠以來的傳統，首次聯合譴責傳媒，社會各界都覺得有約束及改革傳媒的需要。其實如何監管傳媒，中外國家不外乎考慮三個辦法，一是立法監管，二是業界自律，三是進行傳媒教育。由於第一個辦法恐怕會危及言論自由，第二個辦法的成功率不高，而且成立自律監察組織只是治標不治本之道，於是第三個辦法，即透過傳媒教育監察傳媒，便吸引了公眾的注意。
九七年以後香港傳媒的整體表現令教育界及社會人士體會到推廣傳媒教育的急切性。而且回歸以後香港人的公民意識比以前提高了，他們經歷了政治過渡的陣痛，孕育了香港的身分認同，又意識到社會福祉需要親自爭取，故此覺得要採取積極行動以改善傳媒。而在這個時候，又有一群傳媒教育的倡議者把外國推行傳媒教育的經驗引進香港，於是傳媒教育便得以在香港萌芽發展。
參、香港傳媒教育運動
香港傳媒教育起步雖然較慢，但發展迅速。本研究在二○○一年三月至至月進行的「香港傳媒教育調查」發現本港有超過七十間機構曾經及正在進行傳媒教育的活動，它們屬於不同類型的組織（見表二）。此外，在二○○一年九月起，突破機構、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及明光社分別得到政府優質教育基金的資助，為本港九十間小學及二十間中學舉辦傳媒教育活動（莫蔚姿，個人訪問，二○○一年七月四日；黃國富，個人訪問，二○○一年六月十九日，蔡志森，個人訪問，二○○一年九月十七日）。總言之，香港參與傳媒教育的機構合共超過一百八十二間，不僅數目眾多，涉及的社會層面也廣泛（見表三）。而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積極行動都屬自發性質，很多老師及青年工作者看見青少年深受傳媒影響，便在自己所屬學校或機構積極辦起傳媒教育活動來，形成了一股新興的民間運動。多個亞洲國家在傳媒教育方面起步雖然早，但似乎未及香港那樣普及。菲律賓的發展局限在天主教會及一些教會學校；日本的傳媒教育也集中在一、兩個組織，未有社會廣泛性。香港的情況就不同，是屬於一個由下而上又具有社會普遍性的運動。
仔細分析香港的傳媒教育運動，不難發現它具備了各項「新社會運動」的特色。首先，香港的傳媒教育是議題主導，運動的焦點在於傳媒，關注的問題環繞傳媒侵犯私隱、新聞報導失實、傳媒渲染色情暴力、廣告鼓吹消費主義、女性及弱勢社群的不正確傳媒定型等。基本上是屬於社會及文化範疇，不涉政治及經濟利益。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見表二），在香港參與傳媒教育的機構其中84.1% 是學校、11.5% 是青少年機構及社會服務組織，其餘的是傳媒機構、教育署及宗教團體等。換言之，教師及社工是推動傳媒教育的中流砥柱，他們均屬具有專業資格的新中產階級，這與其他新社會運動均由中產階級推動同出一轍。
正如所有新社會運動一樣，香港傳媒教育運動也致力社會改革。運動希望透過提高年青人的傳媒素養，培養他們成為有獨立判斷能力、具備識見和責任心的良好公民（informed citizens），讓他們既能監察傳媒，並能建設民主社會（Buckingham, 2000；李月蓮，1999；羅瑞蘭，1999）。同時，運動希望透過指導學生批判傳媒的形象塑造，鼓吹社會平等及反對性別歧視，也敦促年青人對傳媒強調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功利主義等社會價值觀進行反思，建立健康和具有創意的生活方式。
新社會運動的最大特色是尊重個人自主及反對操控，香港傳媒教育運動的理念也以「批判的自主」（critical autonomy）為依歸。傳媒教育協會的調查發現，大部分回應問卷的教師及社工，認為香港傳媒教育的重點應該放在培養年青人的多角度思維、獨立思考及批判能力。有一位老師在問卷上寫道：「我認為香港傳媒教育，應訓練學生對傳媒資訊的觀察力、分析及批判思維，使他們不會人云亦云，可以在面對各種的資訊時不易被不良的訊息所影響。」另一位老師則指出，在香港推行傳媒教育，首要是「提高受眾的獨立判斷力，不為商家及製作人擺佈。」香港傳媒的社會影響力大，它們每天透過報導、影象及廣告，指導年青人應該吃甚麼、穿甚麼、買甚麼、玩甚麼及關心甚麼問題。而香港的傳媒教育工作者，則希望能夠協助年青人擺脫傳媒的操控，認清自己的喜好，了解自己的選擇權，確立自已認同的價值觀。香港傳媒教育者也鼓勵學生學習傳媒製作，善用傳媒以自由表達個人意見及抒發感情。
表二：「香港傳媒教育調查」結果（截至二○○一年五月的數字）
| 機構類別 |
數目 |
比例（%） |
| 中學 |
40 |
55.5 |
| 社會服務機構 |
21 |
29.1 |
| 大專學校 |
3 |
4.2 |
| 宗教團體 |
3 |
4.2 |
| 傳媒機構 |
2 |
2.8 |
| 政府部門 |
1 |
1.4 |
| 其他團體 |
2 |
2.8 |
| 總數 |
72 |
100.0% |
表三：香港進行傳媒教育的機構（截止二○○一年九月的數字）
| 機 構 類 別 |
數目 |
比例（%） |
| 學校（大專、中學、小學） |
153 |
84.1 |
| 社會服務機構 |
21 |
11.5 |
| 宗教團體 |
3 |
1.7 |
| 傳媒機構 |
2 |
1.1 |
| 政府部門 |
1 |
0.5 |
| 其他團體 |
2 |
1.1 |
| 總數 |
182 |
100.0% |
正如很多新社會運動一樣，香港傳媒教育運動的「場地」是民間社會，針對的並非政府，也不爭奪政治權力及經濟利益，運動在民間進行，希望改變的是社會裏的傳媒文化觀，更希望能監察及督促傳媒為社會提供良好服務。
至於在組織方面，香港傳媒教育運動也並非由一些正規及科層式的組織去推動，而像其他新社會運動一樣，是由一些零星的組織用鬆散的形式互相支援。它們經常連繫及合作，小規模地進行活動，並合力將運動在社會各層面推廣開去。
國際上不少新社會運動在社會上取得認同之後，就會進軍學校，將運動轉化為一門學科，因為只要能在學校這樣正規的社教化組織內紮根，運動就能得到更徹底的成功。所以近年當環保運動及女權運動在各地推行有成之後，我們會發覺不少學校陸續添加了環保教育及性別教育等課程。在英國及加拿大，傳媒教育運動也成功地攻進了學校，成為學校正規課程的一部分。在香港，傳媒教育運動也朝著這個目標邁進。現時雖然也有一些學校在課程裏加進傳媒教育的環節，但它並非一門正規的學科。可喜的是，在傳媒教育倡議者的遊說之下，香港特區政府教育署定於二○○一至二○○二的學年之內，舉行傳媒教育師訓班，以便稍後在人文科、公民教育科及德育科裏推廣傳媒教育（Education Department, 2001），這算得上是香港傳媒教育運動的一項不錯的成就。
肆、網絡模式
在世界上多個國家，傳媒教育並非以社會運動的形式發展。有些地區傳媒教育由教育部牽頭進行，如阿根廷般規定所有教師要接受傳媒教育的在職訓練，屬由上而下的縱向型。有些則由一、兩個民間組織帶動，像菲律賓及日本那樣，由一個主要機構去推動，呈放射型。但香港就很不同，傳媒教育是具有眾多發展源頭的自發性社會運動，它的發展呈網狀擴散，是網絡型。故此，以下用「網絡模式」來探討它的發展。
一、網絡啟動
首先，我們看香港傳媒教育這個網絡的啟動。在九○年代中以後短短的幾年間，已經有百多個機構投入傳媒教育的活動，鋪開了一張傳媒教育網。這張網所以能夠張開，主要動力有三方面：（一）香港傳媒環境的惡化；（二）傳播科技的進步；（三）國外傳媒教育思潮及經驗的引進。
從社會學的觀點出發，香港傳媒教育運動的開展，與香港社會及政治環境的變遷息息相關。研究香港社會運動的學者指出，八○及九○年代的「非殖民地化過程」對引發社會上種種的集體行為，具有關鍵性的影響（Chiu & Lui, 2000）。上文在介紹香港傳媒教育崛興的社會背景時其實已經分析過，香港政權的回歸中國，令社會充斥著一片政治無能感，新聞傳媒的非政治化令傳媒未能好好承擔它的歷史角色，令香港人對傳媒的信心下降。加上在《蘋果日報》帶動下的市場導向經營方針在九○年代中以後大大流行，令煽色腥資訊大行其道。傳媒環境的惡化引起了社會對傳媒的關注。在「傳媒教育調查」中，很多參與傳媒教育活動的老師及青少年工作者，在問卷中強烈表達了他們對香港傳媒的不滿。他們形容香港的傳媒「誇張報導」、「嘩眾取寵」、「道德操守低落」、「令社會歪風擴大及漫延」、「下流的訊息居多」、「自我審查」、「資料失實」、「報導單一化」、「專業分析不足」、「過分商業化」等。這種不滿及要求改善的社會情緒，正是啟動傳媒教育的主要力量。
進入九○年代之後，傳播科技、資訊科技和通訊科技匯流，令資訊傳遞更快更新，形式更加多元化，尤其是互聯網（Internet）的普及化，令新媒體將年青人全面包圍。香港教師、社工及家長極度關注「互聯網的正確使用」、「色情網頁」、「ICQ陷阱」及「漫畫網吧」等問題。新媒體威力所引來的關注，也是刺激傳媒教育發展的動力。
正如上文也提及，九○年代後期，大量有關傳媒教育的參考書籍流入香港，也有留學生將外國傳媒教育的經驗引進香港。在二○○○年加拿大的傳媒教育家鄧肯（Barry Duncan）更應邀來港出席傳媒教育研討會，分享推廣傳媒教育的心得。這些都助長了本地傳媒教育的開展。
二、網絡形態
本研究顯示，香港傳媒教育無論是主辦機構、性質、目標及取向都呈現百花齊放的局面。在全港一百八十二間已經及正要進行傳媒教育的機構中，有三間大專學校、一百五十間中學及小學、二十一間青少年服務機構及社區中心、一個政府部門，兩個傳媒機構和三個宗教團體，此外還有香港傳媒教育協會和議員辦事處等（見表三）。事實上，還有多間大專院校、中小學校、志願團體及社團聯盟因未及時填寫問卷而未被列入統計之內。這些資料反映香港傳媒教育網絡覆蓋的範圍廣泛，網點密集。
先談學校層面。回歸之後，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在一九九七年開設「傳媒教育」選修科目，是一門師訓課程，培訓了一群關心傳媒的中學老師（張志儉，個人訪問，二○○○年二日二十四日）。而各間大專院校均設有一些與傳媒教育相關的課程如新聞分析、批判大眾傳媒、普及文化、傳媒性與暴力等科目。在中學方面，傳媒教育發展令人興奮，有多間中學在校內開設校園電台及電視台（趙漢光，個人專訪，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梁麗容，個人專訪，二○○○年二月二十五日），鼓勵學生接觸及善用傳媒。有不少學校申請了各類資助基金發展傳媒教育，也有不少老師把傳媒教育非正式地含納入他們所教的科目之內，例如香港真光中學把傳媒教育加進公民教育科，而把傳媒教育列為課外活動的學校也不少（錢群英，個人訪問，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而自二○○一年九月的新學年起，大批小學也加入傳媒教育的行列。一批幼兒工作者，更積極構思把傳媒教育編入幼兒教育課程之內，認為良好的傳媒消費習慣，應在幼兒階段開始培養（黃國富，個人訪問，二○○一年六月十九日）。
至於在社會層面，多間青年機構都積極開展傳媒教育工作，突破機構是其中一間，出版了多套「傳媒教育教材套」（莫蔚姿，1999；徐惠儀，2000）。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認為有需要為年青人提供一個健康的成長環境，所以該會除舉辦傳媒教育的活動之外，還在寄出的郵件上，貼上寫有關注傳媒影響的貼紙，以喚起社會人士對傳媒不良資訊的關注（張愛娥，個人訪問，二○○○年二月二十五日）。香港明愛機構、香港青年協會及小童群益會轄下的青年中心，都不時舉辦認識傳媒及監督傳媒的活動，例如香港青年協會，早在一九九三年便開始舉辦「青年覺醒運動」，透過視像攝製、漫畫、流行曲、電影及廣告分析等工作坊，提高年青人對傳媒的覺醒（莫漢輝，個人專訪，二○○一年六月十六日）。此外，舉辦傳媒教育活動還包括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香港家庭福利會、青少年愛滋教育中心等。
宗教團體在外國是推廣傳媒教育一股重要力量，在香港也一樣。明光社不時到各學校介紹傳媒教育的重要性，又舉辦監察傳媒的學習班，並設立傳媒教育資源中心及製作了有關網頁，在二○○一及二○○二年並得到資助在四十間中學舉辦傳媒教媒工作坊（蔡志森，個人訪問，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日及二○○一年九月十七日）；基督徒記者團契舉辦「小記者駐校計畫」，進行媒體製作方面的傳媒教育；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最近每年均舉辦傳媒教育講座，最近並出版了「影響你我的傳媒：傳媒教育教材套」，對天主教學校推行傳媒教育幫助尤大（梁旭明，個人訪問，二○○一年七月四日）。而影響行動中心則出版刊物，並經常派成員到各學校演講。
香港電台電視部更在踏入新千禧年之際，製作十集名為「傳媒萬歲」的傳媒教育電視節目，又舉辦老師與傳媒工作者對談會，喚起社會人士對傳媒的關注（張少馨，個人訪問，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六日）。在二○○一年的十月至十二月，香港電台又推出第二輯傳媒教育節目。教育署屬下的課程發展處也為老師舉辦傳媒教育講座（梁瑞瓊，個人訪問，二○○○年四月十五日）。《明報》機構近年積極舉辦「校園記者計畫」，並舉行傳媒講座給中學生參加（林莉君，個人訪問，二○○○年一月九日）。
一群教育工作者在二○○○年初更組成香港傳媒教育協會，連繫傳媒教育倡議者，進一步在港推動傳媒教育。該會除每年舉辦大型的傳媒教育研討會外，還向有興趣進行傳媒教育的學校及社團提供支援。事實上，在港推動傳媒教育的團體，並不限於上述組織，還有其他機構在它們日常活動中加入傳媒教育的元素。
這些機構有些採防疫式的傳媒教育，力抗傳媒的負面影響；有些以分析主導，著重批判傳媒的意識形態及價值觀；有些則製作主導，鼓勵欣賞傳媒及培養創意表達；還有一批人鼓吹透過傳媒教育培育有責任感及判斷力的公民。至於內容，有新聞分析、廣告解構、漫晝批判、電視劇及電影分析等。形式方面有工作坊、論壇、證書課程、課外活動、學校試教課程、研討會等，可說十分多元化。
三、網絡樞紐
香港傳媒教育作網絡式發展，每一個機構都是網上的一個點，它們互相交流，一些資源較充足及經驗較豐富的機構，就充當樞紐角色，向其他有需要的學校和青年機構提供支援。香港傳媒教育網絡上有幾個樞紐，它們分別是突破機構、香港傳媒教育協會及靈風中學等。樞紐機構即運動中的核心組織，它們的任務包括：發展傳媒教育教材套、進行師訓、研究調查、資料搜集、提供支援給其他機構、連繫各相關機構、游說政府教育署、宣傳及推廣傳媒教育。
突破機構是本港最早有計畫地推廣傳媒教育的機構，在九○年代中成立「文化樓」以來，一直聘有全職人員推廣傳媒教育（梁永泰，個人訪問，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們多年來不斷和學校進行夥伴合作，舉辦了很多傳媒教育的師訓班、學生傳媒工作坊、探討傳媒影響的音樂劇及論擅，還先後出版三套傳媒教育教材套。最近由於得到政府優質教育基金六百萬港元的資助，他們進行一個為期兩年的龐大傳媒教育計畫，稱為「媒介與資訊意識教育」（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簡稱MILE），共有十多個項目，如傳媒教育網站、親子傳媒教育、小學傳媒教育、媒介及資訊意識教育、電台DJ技巧及操守訓練、資源中心等。形式包括教科書及光碟製作、訓練課程及營會、出版雜誌等（突破機構，2001）。
香港傳媒教育協會是由一批傳媒教育倡議者創立，該會的宗旨是在香港推廣傳媒教育。該會每年暑假均與教育署及香港浸會大學舉辦大型的傳媒教育研討會，讓對傳媒教育有興趣的人士有機會聚會及進行交流；定期舉辦傳媒工作坊，讓會員研討；經常進行傳媒教育的研究調查；與海外傳媒教育機構保持連繫；應社團及學校的邀請提供顧問服務及師訓課程；定期在報刊發表文章宣傳傳媒教育；並與教育署保持緊密合作，爭取在學校正規課程裏加入傳媒教育（陳春明，個人訪問，二○○一年九月十二日）。
至於大埔靈風中學則是推行傳媒教育的先鋒學校。以這所學校為首的九間中學，運用優質教育基金的資助，編製了一套名為《跨進新紀元：傳媒教育》的中學教科書（羅瑞蘭，1999）。自二○○○年開始，這九間中學運用這套教科書試行傳媒教育，把傳媒教育納入學校課程之中，在香港可說是一項突破性的發展（羅瑞蘭，二○○○年三月七日）。這套教材廣被其他學校採納，對於在中學推動傳媒教育起了積極的示範作用。
四、網絡溝通
上述核心組織及組織內的中堅份子，對整個傳媒教育運動起領導作用。不過，整個運動的推展，還有賴網絡上其他組織的相互連繫、支援、交流及合作。事實上，香港參與傳媒教育的機構，在資訊、資源、理念及專才方面，都積極分享。例如突破機構就在突破青年村、明光社及一間書樓設立「傳媒教育資源中心」，提供大量傳媒教育的參考書籍及教材套供老師、社工及市民大眾參考。該機構又設立傳媒教育網站（www.mile.bt4u.com），為老師及同學提供一個論壇，作為交流之用。而香港傳媒教育協會與香港浸會大學及明光社建立合作關係，借用它們的場地舉辦研討會及工作坊。各組織也不時進行交流，分享傳媒教育的理念，例如在二○○一年的「傳媒教育Look壹Look」的研討會上，突破機構的執行副總幹事與傳媒教育協會主席就「教育改革和傳媒教育」這個課題進行對話。而各組織舉辦活動的時候，經常會到別的組織要求專才協助，有時是協助演講，有時是協助撰寫教材。
至於組織與組織之間的連繫合作，則往往透過夥伴計畫進行。例如突破機構與多間學校結成夥伴，為這批學校的學生提供傳媒工作坊。而香港傳媒教育協會特別進行了香港傳媒教育調查，並編製了《傳媒教育Look壹Look》手冊（張玉雲，2001），免費派給對傳媒教育有興趣的人士。手冊上面刊登了本港參與傳媒的組織名稱、活動內容、有關的製作（如教材套或光碟）、聯絡方法等，促進各組織之間的交流。
而傳媒教育倡議者之間的人際網絡對推展運動，幫助極大。現時投身傳媒教育的活躍份子，大部分具有多重身分，即同時隸屬於多個傳媒教育組織。例如明光社的總幹事是香港傳媒教育協會的執委，同時又是反色情暴力資訊運動的成員；突破機構文化樓經理（負責統籌MILE計畫），同時也是香港傳媒教育協會的執委。這些中堅份子的多重身分，有助跨組織合作及資源分享。
五、網絡鋪延
一個網絡要保持生命力，必須要配合時代及社會需要而不斷創新發展。這個研究反映，香港傳媒教育運動的發展一向既呈網絡式擴散，在廿一世紀，估計香港傳媒教育的網絡會按以下幾個新趨勢鋪延。首先，由中學伸延至小學。香港的傳媒教育主要集中在中學，但在過去一年，對傳媒教育有興趣的小學愈來愈多。突破機構在編製了兩套中學傳媒教育教材套之後，最近剛完成了一輯小學傳媒教育教材套，並與六十間小學結成夥伴，於二○○一年至二○○二年的學年間於這批小學內試教。而基督教服務處也得到資助，銳意發展小學傳媒教育。該機構將在未來一年到三十間小學巡迴以楝篤笑的形式推廣宣揚傳媒教育。香港電台教育電視部拍攝了第二輯傳媒教育電視節目（共十二集），名為《點解兒童不宜？》，向兒童及青少年推廣批判觀賞（伍偉賢，個人訪問，二○○一年七月廿三日；翁偉微，個人訪問，二○○一年五月十一日；謝瑞芳，個人訪問，二○○一年八月十六日）。良好的傳媒消費習慣自小培養，所以傳媒教育的倡議者開始向小學生灌輸傳媒教育的知識。
第二，由機構進入家庭。傳媒教育以往在學校及社區進行，但近年香港家長對傳媒教育也產生興趣。事實上如果家長能在家中進行輔導，例如在子女看電視及上網時提供適當的家長指引，那麼傳媒教育就能進一步普及化。因此，突破機構在未來兩年會製作親子傳媒教育教材套，還會舉辦家長訓練班及派發「親親傳媒」記事簿。《明報》機構也由二○○一年九月起，出版家長及教師周刊，其中設有專欄向家長推介傳媒教育。
第三，由課外活動至課堂活動。在不少學校，傳媒教育是課餘活動，同學們參加校園電台及校園電視台的製作、加入校園記者計畫、出席周會的傳媒教育講座等。但近年不少教師開始取得校方同意，在正規科目如公民教育、美術、電腦、經濟及公共事務、宗教與倫理等加入傳媒教育的環節。相信當更多教師有機會接觸傳媒教育之後，這種情況會逐漸增多。
第四、由舊媒體至新媒體。互聯網及其他新媒體的出現，令傳媒教育也要伸延它的範圍。突破機構就舉辦了媒介與資訊意識教育師訓班，培訓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而靈風中學製作的教材套也加入了互聯網素養、ICQ及偶像網頁的環節。突破機構更設立了網頁，提供網上傳媒教育遊戲及交流站，讓年青人透過新媒體認識大眾傳媒（孫耀輝，個人訪問，二○○一年六月十九日）。
第五，由分析至製作。不少國家在推行傳媒教育的初期，皆以分析為主導，教導年青人解構傳媒的技巧，香港也是一樣（李惠霞，1999）。不過近期也開始重視傳媒製作，很多中學成立了校園電台或電視台。長洲三間中學更舉辦了傳媒教育錄像製作工作坊，鼓勵學生透過錄像製作認識媒介運作。相信在未來數年，製作主導的傳媒教育活動會愈來愈蓬勃。
第六、由個人層面至社會層面。正如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在大多數教師及社工心目中，傳媒教育是培養年青人的批判思考能力，讓他們不會盲目接收傳媒訊息，當一個精明的受眾。但不少重視公民教育的傳媒教育倡議者，鼓勵年青人在提高自己的傳媒素養之後，應盡公民之責監察傳媒，敦促它們改善。近年不少社團及學校都鼓吹監察及抵制不良傳媒，有關的活動愈來愈多。
第七、由防疫至批判欣賞。香港傳媒教育始自大眾對傳媒環境劣質化的不滿，故此在進行傳媒教育的初期，免不了採取「防疫模式」，刻意批判傳媒，把傳媒教育視為對抗不良資訊的疫苗。但當傳媒教育發展漸趨成熟之後，就會著重培訓年青人批判欣賞（critical appreciation）的能力。香港不少傳媒教育的推動者都朝向這個目標邁進。
伍、總結
加拿大傳媒教育家普贊天（Pungente, 1985），在研究過世界各地的傳媒教育計畫之後，提出傳媒教育的八大成功要素：（一）傳媒教育必須是一個由下而上的「草根」運動；（二）編寫適合老師及傳媒教育者使用的本地傳媒教材及教科書；（三）有足夠的相關師訓課程提供給在職教師及傳媒教育者；（四）制訂評估傳媒教育成效的基準，及運用調查研究去探求如何改良傳媒教育的教學法；（五）成立傳媒教育專業團體，負責舉辦研討會和工作坊，出版通訊期刊、聯絡社群及游說有關當局推廣傳媒教育運動；（六）說服教育界，尤其是教育當局，把傳媒教育列為學校正規課程的一部分；（七）發行由教育部訂定的傳媒教育指引；（八）在教育學院或大專設立正規的傳媒教育師訓課程。
香港傳媒教育運動作為一個自發性的「新社會運動」，可說是踏出了成功的第一步。雖然香港傳媒教育距離成功的目標還遠，但它的「網絡模式」機制令它擁有很優厚的發展條件。由於它是自發地啟動，所以在社會上有很大的認受性。從它的網絡形態來看，它的網點數量多而且分佈範圍廣泛，顯示這個運動的參與性高，不同社會層面的人士都樂於支持及有興趣加入運動的行列。雖然網絡覆蓋的範圍大，但並非散亂無章，它具有兩個重要的網點群：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可見它有發展重點。分析結果指出，各參與組織進行的傳媒教育在性質、內容及形式方面都十分多元化，反映香港傳媒教育能擺脫傳統教育的齊一化及僵硬化，能夠靈活地設定適合個別受眾群的課程及活動，所以這個網絡的創造力潛質甚高。而這個網絡裏面又存在一批具有領導及支緩實力的樞紐組織如突破機構及香港傳媒教育協會等，它們能夠負起普贊天提到的關鍵任務：編寫教材、進行培訓、舉辦研討會及工作坊、遊說當局及聯結社群。再加上不俗的網絡溝通及活躍的網絡鋪延活動，香港傳媒教育的發展令人感到樂觀。而它的網絡鋪延趨勢，也與其他西方傳媒教育發達國家的發展路向近似，可以互相取經。
當然這個網絡的發展同時面對很多困難和挑戰。現時支撐這個網絡有兩股主要的力量：一是優質教育基金的財政支援，二是運動倡議者在精神及時間上的大量投入。優質教育基金是很多重要傳媒教育計畫的主要經費來源，很多機構及學校都個別得到資助。但這個基金未必能長時期支援傳媒教育的發展，在二○○一年九月當局已經宣佈，優質教育基金只容許學校提交申請計畫，不再接受志願機構及社團的申請，故此參與這個運動的機構需要另闢財政來源。現時許多傳媒教育的活動，都是一群倡議者及熱心的教師社工騰出工餘的時間去籌辦，如何保持他們的熱誠及如何培育接班人，都是令運動持續下去的重要課題。事實上，在傳媒教育運動順利啟動的同時，香港大部分的教師、社工及家長對傳媒教育仍然不甚了解，很多老師及社工甚至對傳媒教育表示抗拒。他們有些認為學生課餘接觸傳媒已經太多，不應該再騰出寶貴的課堂時間來討論傳媒。有些則不願意花時間去學習傳媒教育及改變自己的教學習慣，而有些老師就算把傳媒教育引入學校，也是把「學校論述」（school discourse）同化「傳媒論述」（media discourse），把傳媒視為敵對陣營，作為批判和譴責的對象（朱順慈，2001）。故此，這個運動的開展並非一片坦途，需要不斷克服困難。
現時在國際上，傳媒教育最為發達的國家如英國及加拿大，都是以新社會運動的形式推廣傳媒教育（Lee, 1997）。美國近年在傳媒教育方面急起直追，先在九○年代初發動「文化環境運動」（Cultural Environment Movement），近期更成立了美國傳媒素養聯盟（Alliance for a Media Literate America），並建立網絡機制，透過國家傳媒教育會議（National Media Education Conference）等，在國內聯繫各州傳媒教育工作者，對外聯絡組織如加拿大傳媒教育協會聯盟（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Media Education Organizations），目標是推廣全國性的傳媒教育運動。
新社會運動如環保運動、傳媒教育運動、消費者權益運動等，一般都在西方自由先進國家先啟動起來，主要原因是它們有強大的中產階級，而且公民社會的力量也壯大。華人社會，由於以往公民意識相對薄弱，故此新社會運動較難啟動。香港這個華人社區能夠成功啟動傳媒教育運動，是社會時勢（傳媒環境劣質化）及人為努力的結果。香港這個例子，反映華人社會也渴求建設健康的公民社會，改善文化環境的質素，而實例證明在人為努力的基礎上，新社會運動在被形容為「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社會裏紮根。
在台灣，傳媒教育在九○年初起也萌芽，近期發展也不錯。媒體識讀推動中心以兒童為主要對象，大力推動媒體識讀教育（楊美玲，個人訪問，二○○一年七月五日）；國立政治大學也增設媒介素養研究室，多間台灣大學更開始把傳媒教育列入通識人文學科之內，作為大專基礎教育的一部分。不過，台灣的傳媒教育，主要還是靠一、兩個組織及一群熱心的大專老師去推動，未能形成社會運動的氣氛，台灣的傳媒教育倡議者也認為他們需要建立廣泛的網絡機制，進一步將傳媒教育普及化（吳翠珍，個人訪問，二○○一年七月五日）。壹傳媒機構由香港到台灣創辦台灣《壹週刊》，引入「狗仔隊」，激化市場導向的新聞製作，在社會上及傳媒界都引起極大爭議，相信這是啟動台灣傳媒教育網絡的一個契機，如果台灣現有的傳媒教育機構能把握時機，強化它們的樞紐功能，加強與教育團體、社工組織和家長的溝通合作，在基層廣泛散佈傳媒教育訊息，相信台灣的傳媒教育運動也可以更迅速開展。
中國大陸在傳媒教育方面完全未啟步，但一些到香港造訪的大陸學人，表示有意將香港的傳媒教育引入大陸（李岩，個人專訪，二○○一年四月十八日）。中國近年傳媒機構日趨商業化，煽色腥及誇張失實的資訊也開始泛濫，引起了社會對傳媒道德操守的關注，覺得有需要指導年青學生解讀電視、分析廣告和辨別新聞的真假。中國已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社會開放的步伐將會加快，新社會運動如傳媒教育及環保運動，基本上是要求改善文化及生活素質的民間活動，少涉政治，相信是有機會在中國發展。中國的開放及傳媒工業的商品化，是傳媒教育萌芽的契機，假若香港及台灣的傳媒教育成熟發展，通過愈來愈頻繁的交流活動，應該可帶動中國大陸啟動它們的傳媒教育網絡。
傳媒教育的意義在於「自我賦權」（empowerment）（Bazalgette, Bevert, & Savino, 1992）。在二十一世紀的後工業知識社會，透過傳媒教育讓香港、台灣及中國大陸的華人分享批判思維的自由及文化的自主，是一項極有意義的民間運動。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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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問名單
伍偉賢
香港電台成人教育組編導
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朱順慈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兼任講師／香港電台「傳媒萬歲」節目策劃
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及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何秀蘭
立法局議員
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李岩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二○○一年四月十八日
吳翠珍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
二○○一年七月四日
林莉君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市務經理
二○○一年一月九日
孫耀輝
突破機構文化樓程序主任
二○○一年六月十九日
梁永泰
突破機構執行副總幹事
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及二○○一年六月十六日
梁麗容
佛教何南金中學老師
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梁旭明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二○○一年七月四日
梁瑞瓊
教育署課程發展處首席課程主任
二○○○年四月十五日
翁偉微
香港電台電視部策劃編導
二○○一年五月十一日
莫漢輝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領袖發展中心總監
二○○一年六月十六日
莫蔚姿
突破機構文化樓經理
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及二○○一年七月四日
陳春明
香港基督教信義會心誠中學老師
二○○一年九月十二日
黃國富
基督教服務處企業事務與社區關係部傳媒教育幹事
二○○一年六月十九日
張少馨
香港電台電視部監製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六日年二月二十五日及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張志儉
香港傳媒教育協會主席／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課程學系助理教授
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及二○○一年六月十六日
張愛娥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助理部門幹事
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楊美玲
媒體識讀推廣中心執行編輯
二○○一年七月五日
趙漢光
佛教何南金中學
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及二○○一年五月三日
蔡志森
明光社總幹事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日及二○○一年六月十六日
羅瑞蘭
中華基督教會靈風中學老師
二○○○年三月七日
錢群英
香港真光書院老師
二○○○一年一月卅一日
謝瑞芳
香港電台電視部編導
二○○一年八月十六日
Media Education Movement in Hong Kong: A Networking Model
Alice Y. L. Lee *
ABSTRACT
In the new Millenium, media education has taken roots in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In Hong Kong, after 1997 media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is regarded by teachers, youth workers and parents as an important and worthy topic.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pattern of media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by adopting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media education in Hong Kong takes the form of "new social movement." A "networking model" is put forward to analyze the functions and mechanism of the Hong Kong media education movement.
Keywords: media education, new social movement, networking model, critical autonomy, network extension
* Dr. Alice Y. L. Lee is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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