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央大學 - 哲學研究所 - 應用倫理研究中心


創刊號　愛滋病專題引言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李瑞全教授　　從啟蒙時代開始，西方社會經過近三百年的現代化或理性化之後，已經進入現代化的後期，也有學者說已進到了後現代的階段。現代化明顯地帶來許多重要的社會政治民生的改革，讓人們普遍生活在一個比較合理和富裕的社會，但許多流弊或所謂現代化的黑暗面也開始暴露出來。現代化的一些重要的改革，如社會政治生活之民主化、個人主義化，經濟生產之科技化、電腦化，醫藥科技之高速改進等，卻同時引生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的道德爭議。這些爭議函蓋極廣：在政治社會生活中的權利和義務問題，如社會福利與私有產權之保障，私隱權的保護與侵害，人權的建立，各種有形或無形的歧視，如少數族群、性別，以至愛滋病患者所受到的歧視等等；在經濟生產方面之員工之福利與異化，環境污染，企業之社會倫理責任，以至諸如已發展國家對第三世界之各種剝削和殖民，工人在企業之工作權利等；在醫藥科技方面之基因工程、腦死，植物人，器官移植等新的醫療技術和生命形態的出現，引起的倫理和道德爭議更為廣泛和嚴重。其他諸如墮胎、同性戀、婚前性行為、戰爭、吸食大痳等常見的爭議，都對現代社會的價值、倫理和法律，產生鉅大的挑戰。　　由於西方社會的現代化最早，現代化的流弊也感受得早，例如，植物人的病例在五、六十年代已開始激增。行內的專家對這些爭議所涉及的道德問題，常不知如何措手；同時，由於西方哲學在本世紀初的語言轉向，導致英美的倫理學以後設倫理學為主，哲學家認為社會的道德爭議乃不關己之分內事，後設倫理學基本上不涉及日常社會中的道德解答。因此，在一段不短的日子中，西方社會上的道德爭議受不到應有的反省與分析。其間，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後對德國納粹黨的審判，揭露出許多駭人的罪行，部份哲學家與倫理學家乃重新投入種種新的社會倫理課題。因此，西方哲學界在六十年代開始出現應用哲學與應用倫理學的探討，其後更有有相當大量的專為探討應用倫理學課題的學術專刊，和專研的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 Hasting Centre 乃是最著名的一所。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應用倫理學可說是西方哲學中一門顯學，各種分門別類的應用倫理學學刊和研究中心更多不勝數。而西方許多研究機構、醫院，以至企業、政府部門，如警察局，等等，都設有倫理委員會或招募倫理學家作為成員，以對有關的倫理問題提供專業的意見。　　反觀在第三世界和亞洲國家，這一方面的研究及關懷甚致可說為尚未起步。中國的兩岸三地也是如此，只有極少數學者專家有意於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和推廣。正式以應用倫理學中心為名的只有香港浸信會大學設有，台灣和大陸都付缺如。當然，三地也有不少探討與應用倫理學某些專題，如生化醫療倫理、性別歧視，以至愛滋研究等有關的團體或中心，但數量及質素一般尚未達到國際的水平，也多未得到充份的支援。大陸由於尚在現代化的初步，雖然許多現代化的流弊，如長江流域的環境污染已十分嚴重，在價值和認知視野仍與已發展國家有一段差距，故未能相應開展，自不足為奇。但台灣和香港已先走了二十年，而且現代化已上軌道，卻仍不自覺，其現代化的心態之落後可以想見。這種表現，即對現代化的黑暗面正視不足，不只是在相關的政府官員方面，更嚴重的是在各個專業的專家和學者，仍迷戀於自以為是的所謂專業權威和價值中立的科學態度，無視也無能力回應已非常熾熱的現代社會的道德爭議。大家熟知的植物人王曉民已昏睡了二十多個年頭，台灣的官、政、醫、法、學界仍沒有找出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可憐的王曉民，心力交竭的王老先生，已離世的王媽媽，還要等到甚麼時候，我們社會才真正正視和提出一個人道的回應呢？王曉民所涉及的主要是安樂死的爭議，此外尚有眾多的腦死、器官移植、性別歧視、智障幼弱之保育、普遍的生活環境的污染等問題，更不要說那些黑道與官商鉤結、缺乏商德之工商企業、色情行業之泛濫等暴力和不公義現象，使台灣的現代化發展與安和樂利的社會的實現直是背道而馳。沒有公義，缺乏真正的人道關懷，閉眼不視一切不義，只知一己的私利與權爭，恐怕正是這個社會在現代化後不知在價值上反省調整的集體心態。　　著名的應用倫理學家PeterSinger兩年前曾在其主編的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ethics 徵求非西方的應用倫理學說的論文，這或是顯示西方現有理論有不足之處和求賢問教之意，但結果所得的徵文極少，中國哲學或倫理學更付闕如。事實上，西方倫理學的研討對應用倫理學所及的眾多爭議，並未能達到充份的解答，中國在倫理道德方面的思想資源，應可提供一種出路。進一步來說，中國哲學或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必須朝此方向發展，才可望真正完成現代化，而不只是停留在科技生產器用層面的現代化，否則這種偏差引生的流弊較西方更為嚴重。而且我們應當依於中國特有的文化歷史背景和價值取向，為這些爭議找出更適合國情的決解方案。可惜的是，目前國人在這方面的探討極少，更說不上有些甚麼成果。《應用倫理研究通訊》正是針對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所已遭遇或將出現的道德爭議，作出反省研究的一個起步。它也許是台灣第一份如此命名的通訊，我們希望能藉此提供一園地，讓具有中國文化與思想背景的現代學者得以交流和討論。我們在這裏所探討的課題也許與其他團體相同，但我們嘗試用一個多重視野、多門學科結合的角度來分析和透視每一爭議的內容，特別關注它所隱函的價值和倫理的因素，通過批判反省的方式來為社會和學界探討可能的解決方法或方向。因此，這份通訊不只是消息的發佈，而是有專題的研究和評論的刊物。這份通訊將以季刊的方式出版，歡迎學者讀者參與賜稿，作有意義的學術討論和理性的回應。　　這份通訊之所以能面世，首先是得到中央大學劉兆漢校長的支持，大學、文學院和哲學研究所在財力及人力上的支援，本校其他系所和校外眾多學者專家的參與，提供意見和文章。而中央哲研所幾位研究生的全情投入，收集資料、編寫、訪問等辛勞工作，更是這份通訊的主要貢獻者。我們也很感謝陳懷恩先生在百忙中為我們設計了本通訊的徽號。由於從籌備到出版第一期，不過三個月，非常匆促，許多構想尚未能貫徹，祈能於日後再予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