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與家庭諮商跟個別諮商不盡相同，在諮商領域精緻分化的趨勢下，一般諮商員的教育與訓練不足因應特殊諮商情境的需要，婚姻與家庭諮商員需接受此一諮商領域的專業訓練。根據Hollis and Wantz（1990）的調查發現，在新增設的諮商員教育課程中，婚姻與家庭諮商居首，顯示諮商員教育對婚姻與家庭諮商的重視已提昇。美國婚姻與家庭諮商學會（AAMFT, 1991）也特別強調「婚姻與家庭諮商員應保持高度專業能力及健全水準」。其目的在提醒諮商員，若提供專業服務並盡好婚姻與家庭諮商員的專業責任，就該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能。問題是，何謂足夠﹖Goldenberg and Goldenberg（1991）主張，瞭解家庭的社會系統理論、從事家庭諮商的經驗、接受細心的督導，是有效訓練家庭諮商員的核心課程。諮商實務工作者若缺乏最低限度的專業知能，而實施婚姻與家庭諮商，是違反倫理的。若只修一兩門研究所的諮商科目，準備不足，難能發揮婚姻與家庭諮商倫理及諮商效果的功能（Corey, Corey, and Callanan, 1993）。
諮商倫理教育與訓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婚姻與家庭諮商員所面對的問題比個別諮商的問題多，包括當事人的界定、保密的困難、價值觀、權威性指導、知後同意權、溝通特權、諮商員的責任…等，不易處理。所以，近二十年來，許多訓練諮商員的研究所越來越重視諮商倫理教育與訓練，並特別開設專業倫理課程（Knauss, 1997）。婚姻與家庭諮商員資格也受到法律、倫理守則、同事觀察、繼續進修、諮詢等規定的規範（Goldenberg and Goldenberg, 1991）。
若諮商員先與家庭中的某成員個別諮商，然後再實施家庭諮商，諮商員固然要尊重當事人個人的權益，但在個人與家庭之間衡量誰的利益為優先時，正如Huber and Baruth（1987）所說，的確是非常複雜的難題，尤其是涉及多重當事人（multiple clients）的利益時，更難解決。Marsh（1997）認為，給多重當事人諮商，諮商員要隨時調整自己的角色。Margolin（1982）也認為，在某些情況中，專注於一個家庭成員的利益，可能會不利於其他成員，例如婚姻諮商中，夫妻來請求諮商的主要理由，就是因為他們有目標和利益的衝突，因為婚姻是家庭系統的次系統，婚姻問題也影響家庭系統的功能，故藉家人共同參與諮商，諮商員就能察知他們相互影響的行為，找出幫助他們解決衝突的途徑。個人與家庭的利益衝突難免，為此，諮商員對評估誰的利益優先負有更大的責任。為了解決責任衝突的問題，家庭諮商應把家庭視為系統和整體，重視家庭整體功能的發揮，而不是把家庭成員個人視為當事人。家庭諮商的效果（改變）影響全體家人，全體家人的行為也影響諮商效果，故諮商員界定問題及做改變的計劃時，也是根據整個家庭系統運作的狀況，並把家庭整體的利益作為主要目標；但是在決定如何改變時，諮商員仍應尊重每一家庭成員個人的自主權。
既然家庭成員的自動參與是如此重要，若諮商員自己、或藉配偶、或讓家人強制或脅迫其他人參與諮商，是違反倫理的。不過，諮商員應該鼓勵不願參與的成員或配偶參與，並注意導致他們拒絕參與的因素，諸如焦慮、堅持該由有問題的成員參與、諮商員或主導者努力不夠、否定問題的存在、或陰謀排除某些成員等，諮商員應予以分析及破解（Huber and Baruth, 1987）。有的家庭成員會認為參與家庭諮商沒好處或對他不利，而不願參加，實際上，婚姻與家庭諮商經常會把家庭整體及夫妻共同的利益視為優先，成員個人的利益次之。由於婚姻與家庭諮商旨在重建家庭系統的功能，故家庭成員從中獲益的多寡，不可能平均。諮商員的責任即在降低因而產生的危險，並把自己的看法與家庭成員分享，最好是向他們說明家庭諮商欲達成的目標，並鼓勵他們提出問題，以認清個人的需要與婚姻和家庭整體關係的目標差異所在，並知有所取捨（Hare-Mustin, 1980）。
既然知後同意權應受尊重，諮商員要如何徵求家庭成員的同意呢﹖ Margolin（1982）建議婚姻與家庭諮商員，應慎重考慮自己的理論導向與徵求同意過程的互動情形，因為這與決定提供特定資訊的內容有關。一般婚姻與家庭諮商員會把諮商的目標、聚會的進行方式、時間限制及次數等，提供給成員知悉。Haley（1976）認為，太詳細的資料反而會對諮商不利，特別是策略理論導向（strategic oriented）的家庭諮商更應注意，因為他們慣用矛盾意象法，促動成員相反的頃向（Huber and Baruth, 1987）。
肆•積極指導與威權運用的問題
如何實施婚姻與家庭諮商﹖不同理論導向的諮商員會用不同的進行方式。至於哪些問題會涉及倫理，多在於諮商方法的選擇及威權的介入。有的婚姻與家庭諮商學者反對強制性的價值影響及指導；另有學者認為，不硬性指導會妨礙諮商效果。為解決這個難題，我赳響及指導；另有學者認為，不硬性指導會妨礙諮商效果。為解決這個難題，我們必須分清影響（influence）和威權（power）的運用。諮商本來就是一種人際影響過程（social influence process），諮商員與當事人面對面晤談時，不可能避免相互的影響。在婚姻與家庭諮商中，尤其在處理離婚、性角色、婚外情、及其它引發爭議的問題個案時，諮商員的價值觀難免不發生影響；為使婚姻與家庭諮商生效，諮商員不能不產生影響。家庭諮商員公認在諮商開始階段，影響是藉著諮商員的權威地位而建立（Haley, 1976）。不過，Gurman and Kniskern（1978）指出，研究証實積極指導對系統治療有負效果。但從諮商員促進改變的角色功能來看，威權的運用也有其必要。Minuchin（1974）的組職家庭諮商（structural family counseling）即所謂的行動諮商（thera-py of action），諮商員的權威是促成改變的主要方法。其他的家庭系統理論也有類似的看法。
權威本身沒有什麼不好，在家庭諮商中確實有其重要性，問題是權威運用的適當與否。若妄用威權，則是違反倫理的行為，因為這會使諮商產生不利當事人的效果，其最大的危害是助長依賴（dependence），使當事人幻想諮商員具有解決問題的魔力，而不願自我反省或開發個人的資源以獲致積極的改變，同時，也有侵犯家庭成員自主權的嫌疑（Fieldsteel, 1982; Corey, Corey, and Callanan,1993）。為此，諮商員應覺知自己個人的價值觀，並對有關專業角色及與多重當事人的關係保持敏覺，仔細評估家庭環境及家人互動關係改變的可能性。總之，在家庭諮商中，能明智而技巧地運用影響力和權力，才不致侵犯到家庭成員的自主權。
伍•婚姻與家庭諮商的保密問題
關於諮商機密的問題，AAMFT（1991）的原則是「婚姻與家庭諮商員應特別注意保密，因為諮商關係中的當事人不是一個人，諮商員應尊重並保障每一位當事人的信任」。這一原則性的指示，提醒諮商員，沒有當事人的同意，不可洩漏在婚姻與家庭諮商關係中所獲悉的資料，除非在法律傳令或許可下，可以不必經當事人同意而出示諮商機密資料（Marsh,1997）。一如在個別諮商中，婚姻與家庭諮商的保密也有限制，也必須把這些限制告訴家庭成員。Corey, Corey, and Callanan（1993）指出四個例外：
法律要求時，諸如兒童身心受虐待、性騷擾、被忽略、及老人受虐待等，諮商員依法應向當地主管機關提報。
保護當事人免受傷害或避免別人遭受明顯立即危害時，諮商員有預警責任。
家庭諮商員因諮商成為民事、刑事、或紀律行為的被告時，當事人即自動放棄其溝通特權。
事先獲得當事人放棄權利之書面証明時，諮商員即卸除為其保密的責任。（p. 308）。
在婚姻與家庭諮商中當事人既然是多重的，諮商員是否對每一家庭成員有保密的責任呢﹖根據Margolin（1982），學者們對這個問題有兩種不同的主張：有的學者認為，家庭諮商員對家中每一成員有保密的責任，在個別晤談中、電話、或來往信件中所獲得的資料，沒有當事人的同意，不能向其配偶或其他家人洩漏。因此，在婚姻與家庭諮商中，諮商員要鼓勵家庭成員彼此分享內心的感受，以增進相互的了解。另有些學者主張，家庭諮商的主要目的，即在藉溝通和分享解決問題，不應有個人的祕密，因為祕密對開放的家庭諮商不利。所以他們不鼓勵諮商員與成員個人，或某些成員與成員之間，私下分享資料，因而形成家庭中的小圈圈。因此，他們認為諮商員應盡量避免與家庭成員實施個別諮商。在兩極端的立場之間另有一種主張，諮商員可以把經由個別諮商、電話、或來往信函所獲得的某些資料與其他家庭成員分享，只要為夫妻或全家有好處，但應事先告訴當事人，這些資料可能會被洩漏（Huber and Baruth, 1987）。這一主張為諮商員自己保留了保密與否的專業判斷權，卻也增加了諮商員的心理負擔和倫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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