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了一個「文化研究學會」之後──
林文淇
 

十一月十四日,結合國內諸多學術領域的學者、學生以及文化界人士的文化研究學會在活潑的氣氛中成立。氣氛其實必然是活潑的,因為「文化研究」自從五0年代自英國發源至今,以其緊扣社會發展、專好突破既定疆界的特性,已成為當今最活潑的學術研究領域之一。

「文化研究」?「研究文化」?那麼籠統,有沒有搞錯?

搞錯應該不至於(畢竟是要交會費的),大家有點兒搞不清楚倒是真的。文化研究在做些什麼?如何做?由於文化研究所定義的「文化」不像中國文化的「文化」有基本教材可以作為教科書,因此即使出版了十二年的《文化研究》期刊,最近一期還必須為文化研究作為一個建制的一些基本立場辯護,情況嚴重之程度可想而知。

文化研究的雜種本質,讓它很難屬於現有的學術研究框架內,很難訂定一套通用的遊戲規則來界定或評定。歷史悠久、研究範圍與方法明確的老大哥學科,很容易對於文化研究這個學術新寵充滿鄙視與不屑(或許也有些焦慮吧),總覺得這個毛頭小子毫無章法,不按牌理出牌,似乎所學不精又愛東拉西扯。加上文化研究可以涵蓋的領域廣闊,因此受到不少批評。例如,文學或藝術研究者會質疑文化研究過於偏向性別或種族等政治議題的內容探討,但社會或人類學者也會批評文化研究過於重視文化消費而喪失了進步政治性。總而言之,文化研究是另類得無以復加。

然而,這種雜種性與不拘性也正是文化研究為了研究「文化」所必須具備的本質。「文化」本來就是一個全然雜種又動力十足的活物。各個社會的每個時期、每個地域的文化都充滿著縱向(歷史、潮流、運動、發展等)、橫向(國家、種族、階級、性別、社群、地域、學科等)以及媒介(語言、印刷、大眾傳媒、電腦網路等)等各種元素與勢力所構成的複雜關係。這些關係影響文化,文化也回過頭來影響這些關係。更何況文化還受到政治與心理等諸多無法預期的因素的影響。文化果真這麼包天包地、無所不在(不是只有存在於文史經典或某些特別被標舉的儀式或行為之中),現有的學科研究哪個有能力能夠獨立掌握?

媒體研究、性別研究、後殖民研究等新興學科是幾個常被冠上文化研究帽子的領域,原因就在於它們所處理的主題即是上述複雜的關係。但是,這種文化觀點也值得其他傳統的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去思考。

以日前舉行的金庸研討會為例,若是要從文化研究的觀點來探討金庸的文化現象,除了將金庸放在中國文學的傳統(包括武俠、演義等大眾小說與經典章回小說)、香港的副刊文學傳統、金庸作品出版、改寫與翻譯的歷史,討論金庸文字運用、人物描述、敘事的結構等形式問題外,還可以研究不同的閱讀社群在不同環境下的閱讀經驗以及金庸所代表的意義,檢視金庸作品在其他媒介出現的形式(連續劇、電影、電子書),也可以討論金庸的流行與各地大眾文化或次文化之間的關係,研究金庸作品中的女性對於當前性別政治的影響、或是作品所呈現的明末清初政治景況對於台灣或是中國國家認同政治可能具有隱喻或是影響。這還不夠,與金庸相關的其他社會活動(例如出版、促銷、徵文、研討、給獎、結社、立(網)站、設宴、接見等)背後可能具有的文化、經濟或政治意義都值得研究探討。

你說「啊,好個金庸!」我說「啊,好個文化研究!」

國內成立了文化研究學會是件意義重大的事。不僅因為文化研究這麼重要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也因為這個研究要做得好實在需要跨學科的合作與不斷的交流。成立了文化研究學會之後,許多議題應該可以更容易被放在不同的觀點下被分析,許多的不同的研究資源與研究成果也可以被分享或整合,許多新的研究方向也可以被開發。

除此之外,以台灣文化現象亟需被研究而言,文化研究學會的成立就令人寄與厚望(求求會員們趕快進行台灣選舉文化的研究吧!)。自古文人相輕,學者其實也差不多。如今許多的學者與文化人願意跨出自己熟悉的學科與領域,一同嘗試開拓一個台灣迫切需要的研究方向,對國內人文與社會的研究應該會帶進一股全新的活力。

成立了一個文化研究學會之後,我們充滿期待。

中國時報--文化瞭望專欄)